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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起作用的方式则是针对某一群体之实现价值目标的行动的客观有效性所进行的合理性论证，是一种关于手段或工具之合理性的论证，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性之论证或辩护。
显而易见，前一种论证或辩护所要实现的理论目标是树立自身群体之价值理想，或者坚定自身群体之价值信念，这于任何群体自然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后一种论证或辩护的理论目标是行动方式或手段的合理性或有效性，而这对于一个群体有效地实现价值目标亦是不可或缺的。
缺少了前者，难以动员起群体的积极参与，以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去实现价值目标；而缺少了后者，缺少了科学理论的指引，则难以形成有效的行动方案或措施而导致事业的失败。
在前一个方面的目的合理性论证或辩护中，由于理论的目标是为某一价值理想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或辩护，因而价值观是内在于其理论之中的；而在后一方面的手段或工具合理性论证或辩护中，由于价值目标是预设的，所考察的只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手段或工具是否有效或合理之问题，因而价值观便是外在于该论证或辩护理论之中的。
不难看出，在前一种情形下，既然论证目标便是价值目标的合理性，那么，在这种理论中价值中立便是不可能的；而在后一种情形下，既然价值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预设的和外在于该理论的，那么，在此意义上便有可能存在价值无涉或所谓的“价值中立”
。
但这种“无涉”
或“中立”
也只能在仅涉及手段或工具的有限的意义上成立，而不能扩展至此范围之外。
在此问题上，阿伦特的“行动者”
与“旁观者”
双重视角说，或柄谷行人的“事前”
和“事后”
双重视角说，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若是将这双重视角说与马克思的有关方法论相对照关联，便不难看出，在马克思那里早就有着某种双重视角观念。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马克思曾指出，“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9]，在另一处又曾论及“科学分析”
或“科学的观察者”
眼中关于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与“非科学的观察者”
或“当事人的日常观念”
即“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
[10]。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我们也不难引申出阿伦特的“行动者”
与“旁观者”
或柄谷行人的“事先”
和“事后”
两种视角，而这两种视角无非便是实践中的当事人或行动者视角与科学或理论研究中的观察者或旁观者视角。
那么，马克思为何要提出这样一种双重视角观念呢？关键之处当在于马克思在进入学术研究之初便设定的目标，与以往的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不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但这一“改变世界”
并非任意的茫无目的的改变，而是朝向理想社会的实际的或有效的改变。
关于所要朝向的理想社会的合理性论证，这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主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为典范。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现存社会之违反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并论证了扬弃异化，回归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实现消除存在与本质、必然与自由等一系列矛盾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之价值目标的合理性。
但在这里，马克思并未提供一个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可行性方案。
即便在不久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提出了实证性的“历史科学”
概念，用分工概念中介了异化概念，使之包含了更为现实性的内容，但关于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理想社会，马克思也只是给出了一个颇为笼统的说法：“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
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11]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马克思满意的，因而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马克思所致力的便主要的是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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