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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强调能动性的“表现主义”
模式又是与其经济决定论相矛盾的，且“马克思本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经济学著作的功利主义途径与历史研究的表现主义途径系统地联系起来，尽管这两种模式在他的成熟著作中发生了冲撞。
经济决定的利益冲突，与根据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所做出的对全部冲突的相对主义解释，比肩而立，而且没有任何中介。”
[6]这里姑且不论霍耐特等人关于马克思自相矛盾解释的错谬，但其对于马克思之“表现主义”
的认定，却也颇具慧眼，足以说明马克思并非可归之于经济决定论之列。
至此已无需多说便足以表明马克思决非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而是对于现代社会有一种复杂性的理解。
正如马克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一样，韦伯同样不会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精神因素决定论者。
若是追随帕森斯的阐释，认为“韦伯针对马克思的原理提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不归因于物质因素，而在于精神上的价值观念”
[7]，那就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必定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
对此，作者在本书中已做了相当充分的讨论，我们这里已无须再行展开讨论，只要引证一段韦伯自己的话即足以说明问题：“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8]但值得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并未满足于简单地指明这一点，而是解释了何以人们在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关系问题上，将马克思与韦伯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那就是当时正是第二国际以及德国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解释大行其道之时，韦伯为反对这种片面理论而强调了精神因素，故而韦伯对于“经济决定论”
批评主要是针对第二国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阐释的，而非是直接针对马克思的。
当然，指出马克思与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都是一种复杂性的理解，并不是要将两者等同起来，而是要在澄清其间存在相近或共通之处的基础上，指明两人之间的真正的差别之所在。
在这一问题上，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两人的真正差别只在于，马克思虽然并不忽略精神性因素，但却始终将物质生产或经济因素放置在对于人类历史理解的首位，而韦伯的立场却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韦伯的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决不可因为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在他那里是并行的。”
显然，这一不同之处，才是二人理论根基上的真正差异之处，也只有把握住了这一理论根基上的差别之处，方能够真正理解两种现代社会理解理论。
这一差别看上去虽然简单，但却决非无足轻重，而是由此差别会导向对于诸多后续理论问题理解上的重大不同的。
而若是将两人简单的对立两极，则不仅简单化了韦伯，从而错失了对韦伯的理解，也更简单化了马克思更为宏伟的理论，错失了对马克思的真正理解。
二
对于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研究，韦伯所提出的学术研究之“价值中立”
问题自然不能回避。
诚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价值中立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
此问题之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一般而言，自然与该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相关，但恐怕亦与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观念混淆有关，而这又往往与人们对马克思与韦伯的误读或过度阐释有关。
因而，欲理清这一问题，首先便须对这一观念之意蕴做一些辨析。
这一问题在理解上的困难之处在于，任何学术研究都是由人来进行的，任何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都是不可避免地负载着某种价值观的，其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价值观的指引，或者服务于某种价值理想的，因而在学术研究中价值问题便是不可避免的。
但若是因此就认为，价值与经验事实不可区分，则似乎又过于简单。
这里首先应该予以辨明的是学术研究的价值到底意指什么。
学术研究的价值负载若或价值指向，仔细地辨析，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是指学术研究所建构的理论能够为某一群体的利益或价值目标的合理性提供支撑或辩护，从而直接地服务于该群体的价值目标；另一个方面则是指学术研究所构建的理论由于揭示了社会存在之客观规律，使得某一群体能够利用这一规律而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从而间接地服务于该群体的价值目标。
当然，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方面往往是纠缠在一起，很难分清楚地区分开来的，但在理论上，却仍有必要将之加以区分。
这是因为对于某一群体的价值目标而言，尽管这两种理论建构都是需要的，但两者建构和起作用的方式却相当的不同。
前者起作用的方式是针对于其他价值目标而对某一群体自身价值目标的合理性所做的论证或辩护，是一种关于目的之合理性的论证，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之论证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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