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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就现代性研究而论，文化论和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的不同问题方面，因而都是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现代性这一主题的透视。
“对韦伯来说，在历史发展中不存在单一的独立变量；有时候有某个因素会被认为是最具决定性的。
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被挑选出来作为一般而言的现代生活的主要原因、动机力量或基础。”
[67]对韦伯这样一位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理论发展进程的思想家，任何单一概括相对于其著作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言都未免有失偏颇，都无可避免地会遮蔽其思想的本来面目，容易落入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的窠臼。
苏国勋就指出：
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为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在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
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型”
，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谓的“镶嵌”
关系。
[68]
在韦伯那里，“观念和经济动机同等重要”
，他的《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学》就强调“直接支配人们观念的是理想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思想”
。
麦克雷通过引述本迪克斯的理解来说明这一问题：“在韦伯看来，没有理想因素的物质利益是空洞的，但没有物质利益的理想则是无力的。”
[69]本迪克斯在《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一书中标定“韦伯的思想方向”
时指出，“在承认观念的相对独立性时，并没有否认或轻视政治经济利益对观念发展的影响”
，“在韦伯的著作中，除了含糊地提到‘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利益直接支配人的行为’外，从未全面论述观念和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与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性这一观点”
[70]。
本迪克斯引述了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泽“关于指引韦伯研究工作方向的一般表述”
：
我认为，更恰当的意象应该是利益和观念的中轴坐标意象。
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凡是在人们活跃地追求利益的地方，意识形态就会得到发展并且赋予这些利益以意义，支持它们和为它们辩护。
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同实际利益一样“真实”
，因为生活过程表现为行动，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从而是行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反之，凡是在观念想要征服世界时，它们就是需要借助实际利益的杠杆，虽然观念往往会转移或贬抑这些利益的原本目的。
[71]
韦伯本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他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72]韦伯的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决不可因为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在他那里是并行的。
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乃在于韦伯的“理念型”
所具有的新康德主义哲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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