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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如上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更加完整地呈现韦伯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全貌，本书将采取文化论和制度论相统一的立场来展开研究。
二、现代性制度的考察
就韦伯的知识背景而言，他曾系统地接受过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的学科训练，还学习过哲学和神学。
他在大学时期就已经熟悉德国古典哲学，他的著作也表明他曾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他本身就是经济史学家，他还熟悉法理学与法律史，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时，历史学家蒙森曾说：“我在某一天走向坟墓的时候，可能除了极为可敬的马克斯·韦伯以外我不会对任何人这样说：‘孩子，这是我的矛，它对我的手臂来说过于沉重了’。”
[73]更重要的是，韦伯与马克思、涂尔干一道，共同创立了社会学这一崭新的学科领域，他也被后人视为经典社会学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
弗洛因德指出：“韦伯是从经济学进入社会学的。”
[74]1894年，韦伯放弃了柏林大学的法学教席，转任作为地方性大学的弗莱堡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教授。
这在韦伯的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表明他的学术旨趣从历史、法学转向了经济。
1895年，韦伯发表了《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教授就职演讲，主题是“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领导权的关系”
[75]，其核心议题就是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鉴于韦伯对现代性制度的考察主要是围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来展开，那么我们就来研究他的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
《经济与社会》全书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涉及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
韦伯在第一章《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对社会学作出如下规定：“社会学指的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
进而，又规定了社会行为的概念：“‘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包括外在的和内心的行动，以及不行动或忍受），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
‘社会’行为则表示，根据行为者所赋加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
[76]韦伯将社会行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对社会行为的理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任务。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赋予社会行为一定的主观意向。
韦伯在此基础上指出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
（1）目的理性的因素，此时，行为者预期外界事物的变化和他人的行为，并利用这种预期作为“条件”
或者作为“手段”
，以实现自己当作成就所追求的、经过权衡的理性目的；（2）价值理性的因素，此时，行为者自觉地和纯粹地信仰某一特定行为固有的绝对价值（例如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性质的绝对价值），而不考虑能否取得成就；（3）感情因素，尤其是情绪因素：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觉状况决定的社会行为；（4）传统因素：由熟悉的习惯决定的社会行为。
[77]
其实，后两种行为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独立存在，而应该归入前两种行为之中。
这样，社会行为就可以区分为目的理性的行为和价值理性的行为。
这构成韦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架构。
韦伯的经济社会学集中在第一部分《社会学范畴理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和第二部分《经济与社会制度及权力》的前四章中。
在“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中，他将经济行为规定为：“一种和平行使主要是以经济为取向的支配权力”
，“合理的经济行为”
就是“目的合乎理性地即有计划地行使以经济为取向的支配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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