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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社会存在并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或经济活动，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并不是单纯的社会存在。
马克思指出：“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科学，它还得包括其他一些关系，如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等，因为它常把这些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
但是它认为这一切关系对它的从属只是这些关系的一个方面，因而在其他方面仍旧让它们保留经济学以外的独立的意义。”
[108]马克思肯定物质生产因素在现代性批判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并没有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取代其他视角。
韦伯以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相统一的视角来揭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注重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并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文化因素的考察决不意味着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态度。
在韦伯来看，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包含着双重因素：一方面，“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于不顾”
；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
。
事实上，韦伯从未试图以任何“精神论的史观”
，来取代唯物史观，二者皆可成立，只是“必定要局限在所选择的价值参照范围内”
[109]。
为申明这一意图，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写道：“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110]韦伯遗孀玛丽安娜·韦伯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韦伯极为佩服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作是极富成效、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
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反对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使之成为因果解释的公分母。”
[111]其实，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日起，韦伯就一直同文化决定论的指责相斗争，他曾多次撰文申明自己的本意，并将这些内容补充到注释之中，以至于该书注释的长度接近全文的三分之二。
韦伯从没有否认物质生产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如顾忠华所言，“整体而言，他并没有在唯心或唯物之间，只选择其中一个立场而批判其余”
[112]。
二、切入现代性的不同立足点与路径
马克思与韦伯都力图实现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把握，注重考察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然而，他们切入现代性的立足点与路径却是不同的，现代性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在两个人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主要表现在二者对现代社会生活中诸要素之不同地位的认定。
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批判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展开，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13]马克思对现代性现象的阐释中实际上包含着三层理论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其中，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具有基础性地位。
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并且指出了物质生产因素在何种意义上和何种限度内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
现代性批判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展开，乃是由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贯穿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正是掩盖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
，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
。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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