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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那里，现代性研究是以文化论与制度论两大主题的形式展开，文化论与制度论不存在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等重要，不存在某一方决定另一方的问题。
麦克雷指出，“韦伯所持的保留态度主要侧重在对于‘理想’因素的强调上：观念的有无，乃是社会的主要决定因素”
[114]。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
，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
，“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
为此，他要在物质生产因素之外，强调精神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
，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入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115]。
面对文化决定论的指责，韦伯认为物质生产因素也很重要，只是由于既往研究中对精神文化因素的忽视，所以他才会更多地加以关注。
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究竟何者发挥作用，取决于一种“选择的亲和性”
，而并非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
这也是洪镰德所说的：“韦伯思考的脉络并非相互因果关联而是选择的亲和性的概念——亦即在最普遍的意义下，存在与意识之间选择性的近似。”
[116]
进而言之，在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中，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层级系统，韦伯的理论框架却是一个平行系统。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并不是并行关系，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更为重要的是系统内部存在着决定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
在韦伯那里，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他强调的是决不可因为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各因素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在他那里是并行的，都是作为“理念型”
而存在。
洪镰德指出：“马克思体系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登堂入室的一元论的过程；韦伯基本上是一种曲折迂回的二元论。
以一个更流行的术语来说，对韦伯而言，在实在与理念的领域之间，乃是有着一种‘本体性的差异’。”
[117]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76页。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2页。
[7]〔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83页。
[8]〔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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