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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明此意，他于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
》，于1917年发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
的意义》。
韦伯严格区分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他指出，“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
；“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
这并没有逾越一种追求‘对经验现实作出思维整理’的科学的界限，对精神价值的这种诠释所使用的手段也同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归纳’。”
[77]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完全是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价值只与个人的自由、决定与选择相关，而与事实没有任何逻辑的或本体的联系，因此价值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科学认识的任务是做出事实判断，实践认识的任务则要最终做出价值判断”
[78]。
韦伯区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真实意图是要在经验科学中驱逐形而上学，保持社会理论在面对社会现象时的价值中立性。
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应该从其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背景中加以理解，他关于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分不难联想到康德关于“纯粹理性”
和“实践理性”
界限的划分：
如果我们就哲学凭借概念而包含有事物的理性认识的诸原则（而不单是像逻辑学那样不对客体作区别而包含有一切思维形式的诸原则）而言，把哲学像通常那样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那么我们做得完全对。
但这样一来，为这个理性认识的诸原则指定了它们的客体的那些概念必定是特点各不相同的，因为否则它们将没有理由作出划分，划分总是以属于一门科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那些理性知识之诸原则的某种对立为前提的。
[79]
韦伯在现代性研究中贯彻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力求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实现了价值立场的中立。
虽然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现代性分析架构隐含着社会批判的向度，但他对现代性的后果只给予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并未提出应然的规范要求，从合理化理论拓展出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他留待后人来完成的工作。
二、理想国与悲观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包含着辩证的现代性超越机制，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
“异化”
逻辑先验地预设了人的理想性存在，把现代性的现实视为理想国的陨落，试图通过异化的扬弃来恢复人间的理想国。
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80]。
通过“异化”
向“物化”
的逻辑演进，马克思把理想国的最终实现奠定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
，“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81]。
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现代性批判内核的现代性辩证法不仅具有一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质，更是具有一种建构性的向度。
在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下，他把共产主义“理想国”
的实现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其实现建立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超越了黑格尔的精神过程。
马克思用现实的共产主义追求，取代了柏拉图抽象的理想国，并将这一过程与工人运动紧密联系，他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82]。
这样，最终赋予现代性批判以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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