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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增加了人类的娱乐”
[6]。
由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残缺性和不自由性，所以它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技艺定位于低于理论和实践但高于经验的知识和智慧。
[7]与之相应，城邦里的工匠的地位明显低于从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自由人。
当然，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古希腊生产劳动大都由奴隶承担，“财富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它们只带来‘私人享受’而已。
当时人们也贱视劳动，视劳动与自由人的身份不相合”
[8]。
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概念将一些门类的艺术活动也包括了进去，因为在希腊人看来，“雕塑家与木工并无不同”
，“因为这两种生产都需要耗费体力，而这对于希腊人来说又总是被贬低的”
[9]。
其实，这种观念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
例如，他把床区别为“自然之床”
——理念或是相、“木工的产品”
和“画家的产品”
，分别有神、木匠和画家来“掌管”
。
[10]在亚里士多德伦理—行为范式中，生产—技术是低于实践的，是人类被迫从事的活动。
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改变了生产—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在中世纪，基督教改变了人们对于生产劳动的看法，在修道院中，由于人们必须从事体力劳动，“奴隶式劳动与自由闲逸之间的旧式古典对立已不复存在”
[11]，生产劳动甚至成为人们接近上帝的手段。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革命中技术作用的凸显，生产—技术与实践的界限被打破。
在培根那里，实践被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征服的手段就是生产—技术。
在培根看来，知识就是力量，生产—技术使得人类拥有了控制自然的手段，成为了自然的主人。
培根技术—功利范式对生产—技术地位的褒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里士多德伦理—行为范式贬斥生产—技术活动的一种反拨，但他把生产—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完全等同于实践，把实践的概念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而且主要的是功利性的关系方面，这就造成实践概念的褊狭。
在培根技术—功利范式下，生产—技术概念统摄了实践概念，实践活动等同于生产—技术活动。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生产—艺术范式中被赋予新的规定性。
这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对劳动的重新定位，黑格尔曾对劳动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小逻辑》中，他将利用工具的生产活动称为“理性的狡计”
[12]；在《精神现象学》中，他又论述了劳动“对于事物的陶冶”
[13]。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生产劳动视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把劳动对象视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生产—技术成为实践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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