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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是对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的综合。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成为社会理论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是涂尔干与韦伯两大社会理论的合流与延伸。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首先继承的是从孔德、斯宾塞到涂尔干的实证主义传统。
自帕森斯和默顿以后，通过社会调查和数学工具建立起来的模型，使得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走上日趋实证化的道路。
无论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还是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都试图运用韦伯的“理念型”
方法来分析现代社会，尤其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韦伯《经济与社会》中关于社会行动类型的划分的痕迹。
需要指出，帕森斯是将韦伯引入英美社会学界的关键性人物。
他的博士论文以与韦伯相关的《德国最近文献中的资本主义概念》为题，并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为英文。
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
把“现代”
视为合理化“实现之明证”
[20]，奉韦伯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鼻祖”
，“现代化”
也一度成为韦伯诠释中的主导性范式。
且不论帕森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思想，我们也无意评价现代化理论中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色彩以及单线演化观”
[21]，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理论事实，那就是韦伯是通过帕森斯的诠释才真正进入英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传统之中。
反观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合理化理论内部存在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是形式合理性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实质合理性的沦落。
帕森斯只看到韦伯形式合理性的一面，而否定了实质合理性的一面，韦伯合理化的内在矛盾被消解，从而丧失了社会批判的功能。
这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成为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唯一模式，“现代化理论”
就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承担起对抗社会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至今日仍然支撑着新殖民主义理论。
纵观一生，帕森斯都在试图回避马克思的学说，他甚至把韦伯描绘成与之对立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但不可否认，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形成致命打击的冲突理论却是由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所开创的，“马克思的幽灵”
始终是帕森斯挥之不去的梦魇。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马克思和韦伯社会理论的一种综合。
通过卢卡奇的中介，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得以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传统之中，从而与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发生了碰撞和融合。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阐述了韦伯合理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建构过程的影响：“如果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四十年代初期的立场出发，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韦伯的合理化主题与建立在马克思—卢卡奇传统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
[2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与韦伯对合理化的分析”
结合起来，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主要特点是手段优于目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韦伯对于工具理性扩张的分析太狭窄。”
[23]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把现代社会分解为体系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前者对应于工具行为和工具理性，后者则对应于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而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矛盾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他却放弃了对同一性的追求，转而用交往来取代和解，试图发掘生活世界中本来就存在的理性潜能，利用体系和生活世界的张力来完成批判的任务，在方法论上回到了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的立场。
吉登斯通过对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的综合来奠定自己的学术基础。
在吉登斯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他先后撰写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思想中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涂尔干论政治与国家》、《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涂尔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对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吉登斯曾谈道：“对经典社会学家著作的分析是我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因为在那时候我面临两种现实：一是当我投身于学术研究的时候，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存在着广泛的影响，这些产生于18和19世纪的理论著作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二是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经典思想家建构其理论的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
这种局面一方面使我必须从经典思想家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又必须去反思他们存在的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分析经典思想家们提出的社会形式。”
[24]不仅如此，吉登斯还认为经典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所揭示的现代性动力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共同推动了当今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出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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