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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技术本质的这种判定，影响了后世很多哲学家的技术观。
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都是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技术。
海德格尔透视了“现代技术之本质”
：“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先验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
[47]萨弗兰斯基说，“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想触及到时代的恐惧，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
[48]。
无疑，这个“时代的恐惧”
与韦伯对技术本质的判定直接相关。
但海德格尔“同韦伯的其他批判者不同，他并不想对科学价值和世界观重新进行调和，用最后的形而上学的合题把他们合到一起。
他有一个更远大的目的：要发现一个在这种区别、分化以前的新的领域”
[49]。
《启蒙辩证法》把工具理性扩展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支配性原则：“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
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
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
[50]然而，技术批判成为一种透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视角，当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全面兴起。
二、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全面兴起
韦伯把“时代问题”
归纳为技术问题，这一解读模式事实上导致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兴起。
基于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社会批判理论家，大都把工具理性作为批判的对象这一理论事实，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就成为理解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兴起之关键。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技术不仅是现代性批判的视角之一，更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这一理论倾向是从其开创者卢卡奇开始的。
卢卡奇把现代社会生活理解为一种“物化”
，他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批判是从分析商品拜物教开始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提出商品结构的本质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掩盖了社会关系的本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也就是卢卡奇发现的“物化现象”
。
卢卡奇以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化”
为中介，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形式合理化因素。
具体来讲，他从生产过程领域的形式相同性入手，将抽象劳动理解为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精确测量的劳动，并从中抽绎出根据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
卢卡奇在这里发现的合理化原则，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形式与内容之间矛盾关系的“座架”
，这是他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的基本框架，这一理论座架来源于韦伯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划分。
卢卡奇以合理化的视角来洞察资本主义，揭示出其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批判拓展到生产过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使得技术不仅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一般视角，更成为支撑现代性批判的核心。
卢卡奇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形式合理化原则支配下的法律制度和官僚统治，不仅如此，商品生产方式中的“物化现象”
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成为一种“物化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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