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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哈贝马斯的这种二元论框架直接来自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划分。
三、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
为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头，来反思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韦伯的著作浩如烟海，其中有正式出版的著作与发表的论文，还有大量的研究手稿。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韦伯著作包括两大系列——“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
和“制度论与社会学”
。
“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
系列就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古犹太教》、《印度的宗教》和《宗教社会学》等；“制度论与社会学”
系列不仅包括《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与社会”
的《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非正当性的支配》，也包括《法律社会学》、《学术与政治》等。
韦伯庞大的著作，标示出其现代性研究的两大部分内容——文化论和制度论。
文化论侧重于研究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制度论则强调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因素，包括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
虽然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主要集中在以《经济与社会》为代表的制度论研究中，但他在文化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除魅”
过程的研究，也离不开合理化理论的学术背景支撑。
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批判不仅在韦伯的制度论研究中，也被扩展到其文化论研究之中。
如果把技术批判单纯理解为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的一般性问题，便很难理解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扩展为现代性批判核心问题这一理论事实。
就现代性研究而论，文化论和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不同的问题面向，因而都是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现代性这一主题的透视。
尤其是后世论者往往将韦伯的文化论解读为某种“文化决定论”
，甚至认为精神和心理因素是现代性兴起的唯一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韦伯的本意。
事实上，韦伯晚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世界经济通史”
时，总结了现代性兴起的制度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文化论和制度论之间的一种平衡。
这些制度性因素包括市场的交易自由、发达的货币经济、劳动力的商品化、理性技术的运用、经营组织与家产的分离、合理的簿记制度、可计算的法律保障、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韦伯本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也明确地表达出反对决定论和主张多元因果性。
他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56]对韦伯这样一位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理论发展进程的思想家，任何单一概括相对于其著作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言都未免有失偏颇，容易落入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的窠臼。
韦伯的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决不可因为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在他那里是并行的，这就涉及韦伯的方法论原则问题。
为澄清这一问题，笔者不得不提及韦伯的“理念型”
方法论。
韦伯是一位具有浓厚新康德主义色彩的社会理论家，“韦伯圈”
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等人本来就是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
“理念型”
方法集中代表了韦伯因果多元性、价值多元化的主张，还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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