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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论”
何者更为重要的争论，本书认为韦伯重视在人类文明的世界命运下来理解东亚社会的现代化之途，故而提出“韦伯命题”
兼有的“新教伦理产生现代性”
和“儒教文化阻碍现代性”
的双重意蕴。
在某种意义上讲，知识本质上都是基于特定视角的一种理论透视，更何况对于韦伯这样思想丰富、歧义纷呈的思想家而言，不同的研究路向似乎都能找到文本的支撑。
那么，在“问题意识”
支配下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从而实现“视域融合”
就成为合理的选择。
需要说明，韦伯对现代社会持有一种复杂性理解，从文化论和制度论的双重视角展开，笔者对韦伯研究持文化论和制度论统一的立场，鉴于本书讨论的文本集中于《宗教社会学论集》，因而更多地侧重文化论的研究。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探讨了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和作为社会行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选择的亲和性”
。
韦伯的理论起点是比较宗教的视野，其原初问题是“为什么唯有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才发展出了合法有效的科学，依赖于形式公平的交换与合理经营的市场经济，以及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而以上这些可统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在其他任何宗教传统和文化地域付诸阙如？”
韦伯写作巨著《宗教社会学论集》的根本目的在于“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62]。
韦伯把近代资产阶级精神气质和所奉行的一系列伦理观念（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等）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
，并指出其与宗教观念的密切联系。
韦伯对路德的天职观念和新教禁欲教派的实用伦理进行了社会学考察，得出结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63]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将这个结论简称为“韦伯命题Ⅰ”
，简言之“新教伦理产生现代性”
。
不难发现，“韦伯命题Ⅰ”
的文本依据主要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多关注人类文明的世界命运，是人类文明之一般。
作为思想家的韦伯具有广博的学识和跨文化的视野。
在《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二部分《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将中国文化纳入其比较宗教学的视野。
韦伯通过检视帝制中国的货币制度、城市和行会、农业税收、官僚政治、家族关系、法律制度、科举考试等方面，认为在经济方面中国有大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
而在文化论方面，儒教文化缺乏孕育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生。
笔者将这个结论简称为“韦伯命题Ⅱ”
，简言之“儒教文化阻碍现代性”
。
不难发现，“韦伯命题Ⅱ”
的文本依据主要是《儒教与道教》，更多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的命运，是人类文明之个别。
诚然，韦伯对东亚社会的探讨是基于19世纪欧洲汉学家提供的材料，其认识水平和准确程度无疑具有时代局限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港台地区学术界对韦伯学说的质疑，大都集中在《儒教与道教》一书，很多学者试图举出反例来驳斥“儒教文化阻碍现代性”
的“韦伯命题Ⅱ”
。
然而，系统反思“韦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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