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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以重构,当以杜维明为代表。
二、基于东亚社会对“韦伯命题”
的反思
关于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因素的考察,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之日起就众说纷纭。
作为“韦伯命题”
的理论根基的“合理化”
经由帕森斯的诠释,成为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根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占据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地位。
帕森斯的确是将韦伯引入美国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韦伯的《德国最近文献中的资本主义概念》,他也是韦伯两大部类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的英文翻译者。
可是,帕森斯对韦伯的诠释采取的是“六经注我”
的态度,本质上是为自己的结构功能论服务的。
在“帕森斯化韦伯”
研究范式的支配下,“韦伯命题Ⅰ”
中的“新教伦理”
和“资本主义”
之间的内在联系被东西方许多学者移植用于解释西方以外的世界历史;“命题Ⅱ”
中“儒教传统不能产生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的结论甚至被简单地转化为“儒家文明与现代性根本对立”
。
1964年,在韦伯研究界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
纪念韦伯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海德堡举行,马尔库塞、阿隆等人与帕森斯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掀开了“去帕森斯化的韦伯”
的序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去帕森斯化”
的潮流。
1972年,《韦伯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帕森斯化》这样的标志性文章甚至出现在美国社会学会的年会上;1975年,《美国社会学刊》刊发柯亨、哈泽里格和波培的《去帕森斯化韦伯:对帕森斯就韦伯社会学之诠释的批评》。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地区在经济上的腾飞,非基督教文明的现代化模式对“帕森斯化的韦伯命题解读”
构成了实践上的挑战,首先产生的问题是:“韦伯命题能否解释东亚模式?”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现代性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非西方文明能否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
针对以上问题,东西方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被视为“海外新儒家”
的杜维明。
他曾亲受帕森斯的教导,其对韦伯的研究也是从帕森斯那里开始。
然而,在“去帕森斯化韦伯”
潮流的影响下,杜维明站在儒家立场上,对“韦伯命题”
进行反思,进而提出复杂现代性的观点。
概言之,杜维明通过对“韦伯命题”
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帕森斯化韦伯”
诠释的时代局限和“西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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