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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表明，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与韦伯思想视为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二者有着共同的问题面向，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种帕森斯式的非此即彼的解读无疑是肤浅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与韦伯这两大思想因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应，这也说明了该项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
卢卡奇的“物化”
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拼合”
，将韦伯的思想因素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之中，形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补充。
马克思对劳动加以“抽象化”
，将商品价值与抽象劳动紧密相连，探讨价值形成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社会规定上的“物化”
，进而转入对现代性社会关系的批判。
卢卡奇却从这一过程中抽绎出合理化原则，以合理化的视角展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全面批判，彰显资本主义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并最终通过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
应该承认，卢卡奇从“物化”
转向合理化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理论跳跃，其“物化”
理论缺乏必要的衔接环节，他没有说明以韦伯来接续马克思的缘由。
为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卢卡奇对二者思想的“拼合”
是非法的。
[5]但在笔者看来，卢卡奇本人没有说明并不意味着实际上不能够说明，卢卡奇的“拼合”
之所以可能，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与韦伯之间蕴含着的某种内在关联性，甚至马克思那里已经包萌着合理化的思想因素，只是这种倾向并不占主导地位罢了。
其实，马克思已经发现，资本家为追求相对剩余价值会竞相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这也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
这种竞争客观上会导致现代经济活动日趋“合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韦伯合理化理论的萌芽。
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竞争这一中介环节，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发展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这是以往的研究者未能发现的。
在卢卡奇的基础上，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通过不同的路径来综合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
与卢卡奇不同，这些社会批判理论家不再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在思想上逐步地远离了马克思，而趋近于韦伯。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承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划分，确认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式合理性的统治这一事实，工具理性批判最终在他们那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没有接受韦伯具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理念型”
方法，而是通过将辩证方法引入社会批判理论之中，试图通过内在批判来实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解，揭示出同一化过程中的非同一性要素，在方法论上回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
哈贝马斯进一步把现代社会分解为体系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前者对应于工具行为和工具理性，后者则对应于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而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矛盾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就是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殖民化。
但哈贝马斯却放弃了对同一性的追求，转而用交往来取代和解，试图发掘生活世界中本来就存在的理性潜能，利用体系和生活世界的张力来完成批判的任务，在方法论上回到了康德和韦伯的立场。
究竟是马克思思想能够涵括韦伯，还是韦伯思想能够涵括马克思，抑或是二者的思想体系各自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马克思与韦伯之中任何一位思想的当代价值，因为我们已经表明二者从各自独立的视角出发，完成了对现代性现象—本质的透视。
既然任何试图同时从两个视点出发的透视都是不可能的，那么马克思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
势必是不同的。
然而，这只是驻留于现象，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样的哲学史家有点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透进它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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