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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相对于韦伯而言，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先性。
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对马克思哲学的一般本质的理解。
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马克思将现实的生活实践作为哲学的立足点，将理论活动本身也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更确切地说视为实践的一种特殊样态；正是由于这一立场的确立，其选择的视角便不可能是一个“阿基米德点”
，而是一个“看”
世界的相对的“视点”
，此“视点”
并不排斥彼“视点”
的存在，而只有在其他“视点”
存在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对话和互补，形成一种全面的认识，从而获得对生活实践具体的理解。
[8]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具体问题的层面，究竟选取何种特定的解读路径并不重要，必须上升到“哲学之一般”
的高度，发现社会生活实践的根本性地位，这样才能认识到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能够涵盖韦伯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视域，这就是马克思思想能够涵括韦伯，而韦伯思想难以涵括马克思的根本原因。
韦伯直接将合理化设定为现代性的研究对象，而在马克思那里，竞争的后果客观上也会导致合理化的出现，从而涵盖了韦伯的论题。
此外，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合理性之外的领域依然存在，现代性的某些问题也是韦伯所未曾关注到的，马克思的学说恰恰能够给予这些问题以说明。
以往人们仅仅看到马克思与韦伯在具体问题层面上的区别，因而将二者判定为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一般哲学视野能够覆盖韦伯提出的问题。
无论二者的具体论点存在何种差异，韦伯都可以视为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由于韦伯的思想触及一些马克思所不曾面对过的问题，其“现代性诊断”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延续，扩展了马克思现代性研究的规划，深化了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知。
[1]洪镰德：《从韦伯看马克思》，台北，扬智文化，1998，第15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12页。
[3]洪镰德：《从韦伯看马克思》，台北，扬智文化，1998，第191页。
[4]〔德〕施路赫特：《韦伯的研究纲领》，转引自苏国勋、刘小枫：《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I：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365—367页。
[5]参见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32页。
[7]〔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5页。
[8]参见王南湜、谢永康：《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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