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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哲学思维方式现实化的过程。
以往的哲学家都把时代问题抽象化，所以思想的战场表现为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
。
康德将形而上学称作“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
，因为“它所使用的原理既然是超出经验的限度，所以也就不受任何经验的检查”
[4]。
为了澄清笼罩在现代性思想上的迷雾，康德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黑格尔将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都试图实现哲学的现实化。
黑格尔通过强调主体的活动，把历史性引入哲学的视野。
但即便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历史过程真正主体的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绝对精神的抽象存在，哲学的现实化仍然没有实现。
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发现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
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即物质生产劳动。
在他看来，这样一种类本质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异化了。
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
最终则造成“人同人异化”
，亦即造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形成私有财产。
[5]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等全部历史中对立的根源。
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即“改造对象世界”
的生产劳动，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是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的。
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对于物质利益原则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
[6]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物质利益原则，强调的是利己主义的个人，试图从法国唯物主义传统中寻找哲学现实性的理论资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
现实的个人是对人的类本质和利己主义的个人的扬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原点。
从根本上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从而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为其现代性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石。
这样，现代社会生活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
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出发，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现代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以唯物主义的说明。
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阐释实际上包含着三对理论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当然，在这三对范畴里，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之外，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在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中，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层级系统。
在该系统中，社会生活诸领域并不是并行关系。
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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