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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同样，马克思也不是“制度决定论”
者，这可以从马克思对经济决定论的拒斥中看出。
在马克思那里，虽然现代性批判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批判可以归入经济决定论。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并不意味着能够用制度因素、物质因素来解释全部现代性现象，更不是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具有的基础性作用误认为是一种唯一性作用，否则就会遮蔽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本意的澄清，可以视为诸因素在现代性批判中的地位的辨析：“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138]。
熊彼特就清楚地指出过这一点：“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玄学、艺术流派、伦理学思想、政治主张可归结为经济动机或者不重要，他只是要揭示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
马克斯·韦伯的资料和论点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符。”
[139]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对现代社会持一种复杂性理解，并试图实现一种总体性的把握。
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预先设定为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韦伯则“属于最后一代的‘政治教授’”
，“在对学术做出超然的贡献之余”
，“同时还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
[140]。
马克思和韦伯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都力求实现一种总体性的把握，无论他们是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统一，还是将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相统一，都是在这种总体性的关照下来揭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因素的考察。
这种对现代性的总体性考察，并不能消除两人之间的思想分歧，现代性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在两个人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
他们研究路径的分化，源于对现代社会生活中诸要素之不同地位的认定。
三、卢卡奇：援引合理化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
遗憾的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遗产却并没有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
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过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
。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论、精神因素可以视为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
，制度论、物质因素可以归入阿尔都塞所谓的“科学”
。
用一种因素取代另一种因素的“独断论”
诠释，在根本上与“帕森斯化”
的韦伯诠释如出一辙。
这种理论效应的失语状态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那里开始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卢卡奇当时尚未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刊布）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924年刊布），无从完整地把握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面貌，这种失语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入韦伯的思想因素。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以合理化为视角展开意识形态批判，虽然在表面上看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却更多地借鉴了韦伯的理论。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是从分析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开始的，但卢卡奇对商品“物化”
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生产过程领域，并没有沿着社会关系的方向来展开。
现代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无论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都为商品的形式所制约。
客观方面，不同商品的形式相同性在于它们都是抽象劳动的产物；主观方面，抽象劳动的形式相同性“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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