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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韦伯时代的美国，已经同马克思时代的英国一样，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谈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131]。
对美国的考察为韦伯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材料：“美国最惊人的不只是那壮观的粗野景象，也有它沉稳的一面；爱的力量、善意、公正以及对精神性的执着意志，这尤其在宗教的虔敬上表露无遗。
这种一方面显示着资本主义无比旺盛的企图心，以最密集的作业效率创造财富，同时又浸**在宗教热情里的奇特组合，是资本主义‘精神’还保持其原来面貌的地方。”
[13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论点是：“西方所以出现资本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制欲精神特别有关，去掉这一因素，西方的其他历史条件不见得会创造今天的这个形势。”
[13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在宗教领域，一个在经济领域，分别有着酝酿的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选择的亲和性”
，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诞生。
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治范畴，还是一个文化范畴，是指“18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发展结果”
，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
。
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在这一文明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一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仅是与机器的发明和使用相联系的技术工艺的发展结果”
[134]。
韦伯认为，以获利为目的的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几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根据古代的观点，人……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135]在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中，新教伦理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教徒不能自由挥霍辛勤积累的财富，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新教教义不仅将追求财富视为合法的，更是将这种追求视为上帝的旨意，使对财富的追求变成一种宗教的狂热。
资本家对于资本的狂热追求，已经超乎理性的范围，只能用近乎宗教的狂热来解释，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韦伯称之为新教伦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韦伯看到了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精神因素，构成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延续和补充。
循着新教伦理的线索，韦伯通过展开诸宗教伦理为代表的文明比较研究，着力阐释了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和心理因素，最终形成了文化论的研究路径。
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韦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仅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言，似乎韦伯在回避马克思在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分析。
然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文化因素的考察，决不意味着韦伯持有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态度，也不意味着韦伯对制度论研究持否定态度，更不表明韦伯对马克思思想的拒斥。
其实，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日起，韦伯就一直同文化决定论的指责相斗争，他曾多次撰文申明自己的本意，并将这些内容补充到注释之中，以致该书注释的长度接近全文的三分之二。
韦伯晚年通过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世界经济通史》，着力于揭示现代性兴起的制度性因素，可以视为对“文化决定论”
的一种反拨，以实现文化论和制度论之间的平衡。
在由后人整理完成的韦伯遗著《经济与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在制度层面、物质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探讨，不啻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在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分析。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包含着双重因素：一方面，“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于不顾”
；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
。
事实上，韦伯从未试图以任何“精神论的史观”
，来取代唯物史观，二者皆可成立，只是“必定要局限在所选择的价值参照范围内”
[136]。
韦伯遗孀玛丽安娜·韦伯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韦伯极为佩服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作是极富成效、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
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反对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使之成为因果解释的公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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