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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这一过程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数百年间，基督教的入世制欲主义塑造了一批人的生活态度，这些人的勤俭努力使得他们富裕起来，形成社会的中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秩序”
。
同时，“经济的生产技术和贸易方式也日渐脱离传统的束缚，市场的竞争鼓励了工商业的发达，经济也从纯粹满足需求的导向，转为以理性计算成本收益的营利经济”
[205]。
在这一过程中，新教伦理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教徒不能自由挥霍辛勤积累的财富，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新教教义不仅将追求财富视为合法的，更是将这种追求视为上帝的旨意，使对财富的追求变成一种宗教的狂热。
然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的根蒂早已萎缩。
一个现代的“经济人”
，“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计算成本效益，多少可以看作是早期清教徒要求在生活上贯彻入世制欲主义的后遗现象”
[206]。
可见，“依靠勤勉刻苦、自制禁欲，利用健全的簿记方法和精心计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合法地获取预期利润”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种“经济合理性”
，这就是韦伯所谓的“经济伦理”
[207]。
通过展开诸宗教为代表的文明比较研究，韦伯阐释了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和心理因素，最终形成了文化论的研究路径。
四、资本主义兴起的多因素考察
韦伯对现代性的文化论考察并不意味着精神和心理因素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因素。
他晚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世界经济通史》时，总结了资本主义兴起的制度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文化论和制度论之间的一种平衡。
这些制度性因素包括市场的交易自由、发达的货币经济、劳动力的商品化、理性技术的运用、经营组织与家产的分离、合理的簿记制度、可计算的法律保障、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208]对此，阿隆指出：“基督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唯一因素，而是因素之一，甚至可以说只是资本主义的某些层面的因素之一。”
[209]弗洛因德也认为：“若要探讨资本主义的起因”
，“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制欲理性化于不顾”
，也不能“在另一个极端上，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
[210]。
如此来看，帕森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无疑是片面的，这种误解形成的原因将在本书下一节进行分析。
就现代性研究而论，文化论和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的不同问题方面，因而都是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现代性这一主题的透视。
“对韦伯来说，在历史发展中不存在单一的独立变量；有时候有某个因素会被认为是最具决定性的。
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被挑选出来作为一般而言的现代生活的主要原因、动机力量或基础。”
[211]在韦伯那里，“观念和经济动机同等重要”
，他的《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学》就强调“直接支配人们观念的是理想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思想”
。
麦克雷通过引述本迪克斯的理解来说明这一问题：“在韦伯看来，没有理想因素的物质利益是空洞的，但没有物质利益的理想则是无力的”
[212]。
本迪克斯在《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一书中标定“韦伯的思想方向”
时指出，“在承认观念的相对独立性时，并没有否认或轻视政治经济利益对观念发展的影响”
，“在韦伯的著作中，除了含糊地提到‘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利益直接支配人的行为’外，从未全面论述观念和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与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性这一观点”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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