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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对现代性现象的一种复杂性理解，按照这种理解，现代性既是一种“文化现象”
，也是一种“制度现象”
，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本身就是诸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苏国勋就指出：“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论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在他那里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伦理而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括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
[197]
三、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
韦伯的文化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宗教社会学中。
韦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这一主题下，研究了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韦伯宗教社会学代表性的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古犹太教》和《印度的宗教》等。
这些著作经他本人修订，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名义出版。
此外，《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第五章“宗教社会学（宗教共同体化的类型）”
也涉及对现代性文化的考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
，其实并不是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撰写的，而是韦伯为宗教社会学撰写的“总序”
，英译者帕森斯却将此文译为“导论”
，置于该书之前。
[198]该文可以视为是对文化论研究的概括：“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示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199]
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旨在研究世界的几大宗教的合理化程度和过程，尤其是新教伦理是如何“除魅”
而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了现代性在西方的出现。
他认为：“西方所以出现资本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制欲精神特别有关，去掉这一因素，西方的其他历史条件不见得会创造今天的这个形势。”
[200]此外，他还比较了基督教、犹太教、儒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教规教义的差别与东西方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分析了体现在不同宗教背后的精神因素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影响，从而导致东西方民族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成为了一种“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学”
[201]。
在韦伯那里，现代资本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治范畴，还是一个文化论范畴，是指“18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发展结果”
，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
。
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在这一文明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一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仅是与机器的发明和使用相联系的技术工艺的发展结果”
[202]。
韦伯认为，以获利为目的的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几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
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
……根据古代的观点，人……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20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在宗教领域，一个在经济领域，分别有着酝酿的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选择的亲和性”
，共同推动了西方现代文化和制度的演进。
施路赫特分析了加尔文教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令信徒仍然承受着宗教的‘压力’，使工作的神圣性提升到一个体系，让信徒朝着一个合理的、有方法的、整体的生活导引发展，努力完成自己‘伦理上的整体人格’；另一方面则缓和了宗教服从要求上不合人性的地方，使得个人得以从过度的苦闷压迫里松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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