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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无论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都为商品的形式所制约。
客观方面，不同商品的形式相同性在于它们都是抽象劳动的产物；主观方面，抽象劳动的形式相同性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
。
卢卡奇以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化”
为中介，发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形式合理化因素。
具体来讲，他从生产过程领域的形式相同性入手将抽象劳动理解为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从中抽绎出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与之对应的现代劳动过程、分工等社会关系领域的问题则不在他的考察之列。
以合理化原则反观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形式合理化的因素在不断增加，而人的“质的特性”
却逐渐被消除。
卢卡奇在这里发现的合理化原则，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形式与内容之间矛盾关系的“座架”
，这是他用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的基本框架。
正是这种生产过程领域的合理化原则，使得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第一，在客体方面，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破坏了产品本身的有机的统一性，使得劳动过程变成纯粹是由计算决定的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消除了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种局部操作的有机必然性。
第二，在主体方面，生产的主体随之也被分解为许多部分，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逐渐失去意志。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式合理化不仅影响到经济生活，还波及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
源于工厂内部组织形式的合理化逐步扩展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
青年卢卡奇以合理化的视角来洞察资本主义，揭示出其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将现代性批判拓展到生产过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
他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形式合理化原则支配下的法律制度和官僚统治。
现代资本主义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甚至法官像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投进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费用，它从下面就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现代官僚统治意味着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以及意识类似地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社会—经济前提，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按照正式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另一方面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中，虽然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且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但是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
商品生产方式中的“物化现象”
，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一种“物化意识”
。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形成“物化意识”
，甚至影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
卢卡奇以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为例，指出“物化意识”
使资产阶级学者陷入物化的直接性，非但不能从最表面化的和最空洞的形式深入到物化的根本现象，反而使这些空洞的表现形式永久化。
青年卢卡奇从商品生产方式出发，分析了“物化”
是如何全面地侵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这种研究不仅是一种事实上的分析，更包含着一种价值上的批判。
“物化”
通过商品拜物教和合理化的双重视角来展开现代性批判，这种双重视角的语境转换是以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化”
为中介来实现的。
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理解为物化”
，合理化和物化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能够同时从物化和合理化双重角度来考察社会劳动领域与生活世界语境的分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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