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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具有事实的性质，后者具有价值的性质。
在他看来，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乃是合理化的产物，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展和价值理性的萎缩。
伴随着这一过程，“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
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自然被“除魅”
了，价值中立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价值中立原则却面临着困境。
虽然工具理性成为一种现代的“趋势”
，但韦伯对现代性的后果却充满忧虑，充分地意识到合理化的“吊诡”
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
之中，制造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
。
在这个事实与价值分裂的世界中，工具理性的扩展并不能否定价值世界的意义，两个世界始终会存在，合理化有其必然的界限。
终其一生，韦伯都在肯定合理化的结果和忧思人类的命运之间徘徊。
面对现代人“那令人战栗的命运”
，他无能为力，只能如守望者所吁求的那样：“守望的啊，黑夜如何。
守望的说，早晨降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寻求价值中立的韦伯，最终也未能在自己的世界中实现价值的“除魅”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
。
反观韦伯的一生，处在“学术”
与“政治”
的漩涡中，价值中立从未真正地实现过。
韦伯的形象似乎是那么的鲜明，却又是那么的模糊。
大学教授？“凡尔赛和谈”
顾问？魏玛宪法起草人？在价值中立与德意志民族利益之间，韦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者。
在夫人玛丽安娜·韦伯的眼中，韦伯“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学术研究“首先是一种业余消遣”
。
或许格特和米尔斯的定位更为准确，韦伯“属于最后一代的‘政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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