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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一说法意味深长，它至少可以表明：其一，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进入且解决他所面临的难题，首先成为一个哲学本体论的变革问题。
其二，“物质利益”
问题所引发的本体论危机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除非马克思能够同黑格尔哲学实现彻底的决裂，否则这一问题就是他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三、费尔巴哈的决定性影响
对于马克思来说幸运的是：当他在哲学本体论上遭遇到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已经矗立在他的面前。
因此可以设想，这一哲学对于马克思的影响或意义，确乎关系到马克思在本体论上的改弦更张。
正如前文已经讨论过的，费尔巴哈的整个哲学思考，目的就是要终结以自我意识来定向的现代形而上学（乃至于一般形而上学），并在本体论上重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这一新本体论的基础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
[16]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最初的本体论立场中，作为自我意识概念的补充，有一个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却缺失概念形式，从而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尚待完成。
费尔巴哈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是以超出思辨哲学的方式来完成的，亦即是在“现实的人”
的基础上来重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的概念，使马克思不仅明确了自己过去对自我意识哲学的“含蓄的”
批判，而且获得了一个可以在哲学上进一步前进的开端。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活动，正是以明确完整地承诺费尔巴哈的本体论立场开始的。
当《德法年鉴》的出版人（马克思和卢格）试图通过“德法精神联盟”
来进一步推动其社会—政治批判事业时，他们无疑承认了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权威。
甚至《德法年鉴》这个标题本身，实际上也是对费尔巴哈的“高卢—日耳曼”
原则的响应。
[17]为此，马克思立即给费尔巴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恳请费尔巴哈为年鉴的创刊号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不仅是“高卢—日耳曼”
原则的倡导者，是新哲学的伟大奠基者，而且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
。
[18]虽然费尔巴哈非常友好地拒绝为新杂志撰稿，但这并没有妨碍或动摇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本体论立场的全面认同。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巨大影响，首先是通过“现实的人”
的概念，亦即通过由感性现实性来规定主体、通过完整的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这个本体论要求而达成的。
在《德法年鉴》的四人通信中，马克思写道，德国的专制制度和君主政体是最完善的庸人世界，是“政治动物的世界”
，它的唯一原则或总的纲领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
。
必须无情地批判这种制度，必须把宗教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因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
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
。
最后，在这种批判中，“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
[19]
同样，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虽然“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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