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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批判的”
活动的意义，所以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就成为他所通不过的区域（就是他所不理解而且无法理解的东西），就像直观的对象性虽说针对着意识的内在性却又对之束手无策一样。
马克思这样评论道：“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
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
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41]
不难看出，当费尔巴哈直接面对宗教世界的世俗基础本身时，他就再也不能前进半步了；而对于“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
，他尤其无能为力；至于使这个基础在实践中革命化，则是作为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费尔巴哈完全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也就是说，不得不复归于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
这种复归，与费尔巴哈在哲学上返回到他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中去，是步调一致的，或者径直就是一回事。
由于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并未真正终止其作用，所以“人的本质”
就被再度形而上学化（即神化）为超感性的领域，就像高级的哲学直观所标划出来的正是这个领域一样。
这无疑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复辟。
于是，这个领域作为本质性的领域就被费尔巴哈当作批判的隐蔽的基础，殊不知这个基础本身不过是已被形而上学化了的意识形态幻觉（哲学直观中的“人的本质”
＝“人类社会”
和“共产主义”
[42]）。
所以，费尔巴哈虽然要求批判先前的意识形态幻觉，但他却把幻觉仅仅当作幻觉，当作思想或观念本身的偏差，并且因而是可以仅仅通过思想或观念来加以纠正的——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般意识形态的幻觉中。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虽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乃是颠倒地表现人们及其关系的（“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
），但这种现象本身却包含着某种历史上非常真实的东西，并且意味着其现实基础自身的矛盾和分裂（它“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就像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43]
因此，意识形态神话学之秘密的彻底揭示就在于真正打开构成这种神话世界的“世俗基础”
本身，在于理解、把握并且实践地批判被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
或“人的本质”
等东西的现实基础。
而达成这一点的确切标志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纲领，即我们在其本体论变革中所涉及的“感性的活动”
或“对象性的活动”
。
如果说马克思依照这一纲领卓有成效地清算了黑格尔哲学的虚假的历史性（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历史性，从而其实质乃是非历史的或虚假历史的逻辑图式之展开），那么，这一清算本身也就是真正现实的历史原则的积极呈现。
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这里讲到的乃是“历史原则”
，而根本不涉及什么领域划分（如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等，仿佛马克思的历史原则仅仅涉及与自然领域相区别的历史领域似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实践纲领意味着真实的历史原则经由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而得以切近阐明的话，那么，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的直观虽说避开了黑格尔的虚假的历史性，但却同时使历史原则本身烟消云散了。
就此而言，费尔巴哈的根本缺陷决不仅仅在于历史领域，而在于完全缺失现实的历史原则（直观的对象性根本不能把握历史原则）；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他在历史领域中一筹莫展且迷失方向时，他在自然领域中也不得不返回到形而上学中去。
就像虚假的历史原则现成地居住于意识形态的幻觉中一样，只要真正现实的历史原则未曾由本体论的根基处得到切近的澄清和内在巩固的阐明，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本身就不可能被引领着前来同我们照面，从而意识形态幻觉的浓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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