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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把人的生活本身理解为对象性活动的费尔巴哈，由于完全疏隔于历史原则（无论是黑格尔的历史原则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原则），所以当他进入到历史领域时，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从而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幻想：现实的生产生活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即“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这在本体论上无非是承诺柏拉图主义，亦即承诺一个和易变的、表面的感性世界彼此对待的超感性世界）。
一句话，由于仅仅立足于对象性的直观，由于这种直观既无法最终瓦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又无法重构现实的历史原则，所以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本身——即“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
——就成为费尔巴哈最终越不过的界限[44]，而这一界限又最明确地标划出“人的本质”
这一立场之悲剧性命运的转折点（它转而成为真正形而上学的东西和为意识形态幻想辩护的东西）。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之复归于形而上学和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幻想实际上乃是一回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45]。
当现实历史的原则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之外时，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本身就必定在他的视野之外。
因此，就像费尔巴哈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
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一样，他要是不用一般意识形态的“眼镜”
来看待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他就根本无法来谈论和处置这个基础本身。
与此相反，当马克思在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中真正把握了现实的历史原则时，这一原则在发现并理解意识形态之世俗基础的同时直接就是意识形态幻觉和魔法的祛除（反过来说也一样）。
因此，伴随着马克思实践纲领作为现实的历史原则的确立，伴随着意识的内在性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垮台，全部意识形态的“奥秘”
就被揭示出来了：它们只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只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现实生活过程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
；换言之，它们的本质性根本不在于意识的内部自身，而在于作为现实历史运动的物质生活过程。
不仅如此。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本质性要被导回到现实的物质生活过程中去，那么，意识形态的独立性的外观，甚至一般意识形态的幻觉本身，都不是没有来由、没有历史的真实性的。
真正说来，意识形态——及其独立性的外观和幻觉——起源于分工，起源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分离。
如果说，正是由于这种分离使得独立的精神劳动成为实际上真实的，那么，就像一部分人能够摆脱物质劳动而去从事专门的精神劳动一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
同样，正是由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现实生活本身产生出分工的前提和条件，所以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便使得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幻觉本身成为历史上真实的东西：从那时起意识便能够并且也开始这样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即感性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
。
[46]为什么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呢？因为意识在想象中变成了某种完全独立的东西，亦即从实践的意识或感性的意识变成了意识形态，而“哲学家”
或“理论家”
等不过是这种似乎是纯粹独立的意识的人格化而已。
尽管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外观以及由之而来的幻觉是历史上真实的东西，但外观终究只是外观，就像幻觉毕竟仍然是幻觉一样。
正是由于这种仅仅从属于外观的遮蔽，意识形态的幻觉根本看不到现实的历史运动以及这种历史运动的真正动力，所以它才把实际上只是伴随着物质生活本身的改变而改变的“思想”
、“观念”
、“意识”
等连缀成历史或发展，并且用它们来冒充真正现实的历史运动。
如果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幻想在整个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中得到充分表现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其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
的成果；这种历史哲学的核心在于“纯粹的思想”
，所以它后来在鲍威尔那里就是“一连串的思想”
，其中一个“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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