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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指黑格尔哲学;“月光”
,被用来表示那种尚未脱尽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背景——一个旅行者在“月光”
下被诱入了“敌人”
的怀抱。
就实际的情形而言,马克思从波恩转入柏林大学(研究黑格尔学说的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而在1836-1837年冬季学期由甘斯教授(黑格尔的最卓越的弟子之一)开设的刑法课又无疑使马克思大受启发。
这些条件促使马克思在1837年年初真正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
关于这一点,科尔纽说得对:“甘斯的影响在一切方面都很大。
首先甘斯在使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引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哲学符合他的愿望,并且从这时起就基本上决定了他的精神发展”
。
[36]
三、引导思想前进的理论矛盾
在论及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即社会政治倾向与哲学本体论倾向的区分。
因为就这一转折点上的马克思而言,这两者与其说是彼此一致的,毋宁说是经常矛盾的。
就政治立场而言,黑格尔保守的政治结论很少能够引起青年马克思的同情;反之,康德的反专制主义的共和主义倾向——“公民自主性”
,以及费希特更加激进的否定精神和“行动主义”
——当下的德国社会已然是一个“罪恶完满”
的时代,等等,则显然对马克思有更大的吸引力。
甚至到1842年,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仍然满怀**地把康德哲学称作“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37]。
因此,若仅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的灵感源泉与其说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不如说是费希特的《告德国公民书》。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称作“敌人”
,就决不仅仅是一种俏皮的比喻。
对于马克思处身其中的基督教德意志世界来说,黑格尔的哲学无论在宗教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似乎都是一种维持统治现状的保守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就哲学本体论而言,投入“敌人”
的怀抱似乎是身不由己、无可抗拒的。
在哲学和法学领域中,如果说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包括作为其思想背景的康德—费希特哲学)这根拐杖已经过于纤细,从而无能撑起马克思已经长大的身躯,那么,马克思当时所能求助的,就只有黑格尔哲学这个支点了——这一点取决于德国当时的理论状况和马克思此前的“整个发展”
。
不难看出,在马克思最初的思想经历中,由这种转折而来的思想矛盾或冲突,是必然的和颇为深刻的。
抓住并且理解这个矛盾,乃是描述马克思最初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之点。
就一个较为局限的问题而言,例如,就确定《博士论文》的意义而言,情形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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