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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哲学的最终失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一种状况，即：就其没有离开哲学—形而上学这一基地而言，它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
[11]这意味着，费尔巴哈对哲学—形而上学之颠覆性的反叛（“颠倒”
），最终还是返回到形而上学的本质中去了。
换句话说，在费尔巴哈那里，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再度主宰了这种神话学之最遥远的对立面。
这种情形与海德格尔所述之尼采的命运是十分相似的：“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
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
[12]与此命运相类似的恐怕还要包括施蒂纳、克尔凯郭尔等，而这样一种命运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发生在费尔巴哈失败之际，并且也发生在施蒂纳的失败之际。
施蒂纳指证了费尔巴哈的失败，但同时却只是补充了并且极其迅速地再度经历了费尔巴哈的失败。
问题的核心在于：费尔巴哈的“感性”
只是与思辨唯心主义的超感性世界处于外在的对立中，就像施蒂纳以最极端的方式“超出了”
精神的历史但却以漫画的方式详尽地再现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构思一样。
在征讨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其初始的步伐中，感性领域的凸显并由之构成与超感性领域的对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困难，即只要感性领域仅仅被领会为超感性领域之极端的对立面，那么，感性领域也就是由它的对立面来规定了。
“而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降，感性领域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
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黜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性领域，从而也消除了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
[13]事实上，费尔巴哈也一般地懂得这一点，在他看来，现实的人不仅是感性的（感**），而且是有意识和能思维的（作为类本质的类意识）。
他甚至在著名的“高卢—日耳曼”
公式中把感觉与理智的统一提到了原则高度上。
那么，费尔巴哈所越不过的那个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大略而言，“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
正是所涉之道路的未曾真正开启，使得这位哲学家知变却不知变法；而哲学变革在思想方面的要义无非是，归于“道路”
并从而辨明之、开启之（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哲学》[14]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费尔巴哈的“感性”
只是与超感性世界处于抽象的外部对立中，所以虽然它如此尖锐和极端地抗议并袭击了超感性领域，却并没有形成一条能够使之实质性破裂的道路，相反却仍停顿滞留于同样的神话学怀抱里。
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对费尔巴哈“感性”
的攻讦时，同样谈到了“费尔巴哈的失败的尝试”
——一种想要“跳出意识形态”
（即跳出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尝试，谈到了“费尔巴哈用以承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
[15]。
因此，“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使他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
[16]。
这意思是说，费尔巴哈确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使他最终不得不以实质上是超感性的方式即哲学—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和谈论感性本身。
这里出现的正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而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正是从这个决定性的区别发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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