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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卢卡奇特别指明，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这不是偶然的。
“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
[11]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和规律又绝非资产阶级经济科学抽象的和非历史的范畴所能把握，这个任务必须由历史唯物主义来承担，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诊断来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纯资本主义观点的继续和辩证的突变”
[12]而产生的，它关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观点特别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但是卢卡奇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性质不是客观认知资本主义的一种科学，而是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
。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本质正好能被规定到这种程度：对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这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
[13]。
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理解显然比后现代解读深刻和准确。
四十多年后，阿尔都塞出版其重要著作《读〈资本论〉》，更深入地推进了这些问题的研究，该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作了极为精彩的讨论。
书中长文《〈资本论〉的对象》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划界问题”
：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对象同西方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的对象区别开来的特殊差别是什么？阿尔都塞发现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他的对象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殊区别，他认为马克思在用严格的概念思考这种区别时似乎遇到了困难，而这一困难正是马克思理论发现的巨大独创性的表现，因为这一困难正是在于马克思的发现已远远超出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意识形态界限。
[14]这一困难工作留给了后来的解读者，它也成了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关键。
阿尔都塞提出，这一划界工作只有哲学家才能完成，因为《资本论》不是一本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纯经济学著作，而是有着更复杂更深刻的哲学理论意义：“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
[15]这一看法不仅正确而且意味深长。
为了揭示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不同，阿尔都塞提醒人们注意《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
他的解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意味着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予以说明，同时提出一个同政治经济学完全对立的新对象的概念。
“理解《资本论》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新的对象的概念的建立。”
[16]具体的工作步骤这样设计：“为了得出马克思的对象的不同规定，我们首先迂回地分析政治经济学对象，这一分析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结构特征将为我们指出马克思为建立自己的对象而抛弃的那个对象的原型，而对这一对象的各范畴的批判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实践则会为我们指明构成马克思的对象的正面概念。”
[17]这一工作的宗旨完全是批判性的：从一种新理论出发，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实际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本身的否定。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它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为了说明这一论点的彻底性，我们可以说，不管政治经济学宣称自己如何，在马克思看来，它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力。”
巨著《资本论》则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无权存在状态中得出的结果”
[18]。
这里阿尔都塞的洞察力在于，他看出马克思的批判意味着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权利本身的否定，因此它必然完全超出经济学的理论地平线，而不是像后现代所说的那样。
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要求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这个对象就是一个既定存在的同质的经济事实领域。
首先，构成这一领域的经济事实和现象“是既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直接看到并观察到的”
，因此要理解这些事实并不需要任何先有的批判性概念和理论。
“政治经济学把这些经济事实看作明明白白的事实……武断地把这种既定存在规定为自己的对象并宣称这个对象是自身存在的。”
[19]其次，这些经济事实具有同质性，也就是说，“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精确计量的，因而是可以表现为量的东西”
[20]。
全部这些经济事实构成一个同质的经济学空间，没有任何本质方面的概念问题。
可计量性因此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原则。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指责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引入了“非职能的”
概念，如剩余价值概念，理由就是这类概念表示的东西是不可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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