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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弗里斯比对西美尔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广有影响，他的看法与刘小枫截然相反，认为与西美尔货币哲学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更准确、更可靠的分析和解释。
弗里斯比首先肯定西美尔在捕捉现代性体验方面具备同代人无法相比的出色能力，“在表达和分析‘新的’和‘现代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方式方面，他比同时代的任何生活学家都更加切近”
。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货币交换世界的卓越描述，他的“货币经济”
已不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概念，而是一个表示个体生活感觉的概念，现代性的史前史就存在于这个货币经济中。
但弗里斯比认为西美尔有重大缺陷：首先，西美尔对现代文化体验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西美尔的著作没有对现代性如何到来作出具体的历史解释”
。
西美尔现代性分析的主题是“生活现象的转瞬即逝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体验”
；而西美尔分析的特色是将这种现代生活碎片的飞逝过程揭示为一连串永恒的“现在”
，西美尔永远“分析现在”
，在西美尔笔下，“现代性的体验存在于永远处于过渡中的即时现在”
。
基于这样一种非历史的方法，当西美尔在着手处理货币、分工和异化这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现象时，便表现出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在他描述的任何现象中，都不存在系统性的历史分析”
。
西美尔“完全以非历史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的货币从资本主义背景中抽离出来”
，“没有确定一种特殊的分工模式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导致的”
，并且“把异化的出现说成与社会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异化受害者面对的只是一个客观过程，而不是一个与他们对立的社会阶级”
。
这种历史感的缺席使得西美尔社会理论失去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向度。
“西美尔赋予社会和客观文化的仅仅是一种自然性格，其学说也就不可能为一种社会批判打下基础。
马克思的分析则基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
西美尔的确敏锐地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后果，但其分析最终引出的是一股‘形而上的悲凉’。”
弗里斯比敏锐地发现，当现代性被分析为对“永恒的现在”
的一系列体验时，“西美尔也许让资产阶级震惊，但与此同时也让他们得以免受侵扰”
。
因为当货币经济主导下的现代世界被分析为一连串转瞬即逝的当下体验时，资本主义社会便不再被把握为一个过渡性的暂时的历史过程，而是成了一个自我复制的永远同一的自然过程，在这里“那些貌似短暂的东西，居然被解释成了永恒”
。
西美尔现代性分析中的这种“短暂与永恒的辩证法”
，按其初衷是对过渡性的和非正当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揭露，结果却变成了对其永恒性和正当性的辩护：“西美尔如此辉煌描述的现代性世界是一个位于即时现在的世界，实际上是位于一个永恒现在的世界。”
最后，对于西美尔最重要的货币哲学理论，弗里斯比指出，当西美尔把大城市生活中的货币经济看成是一个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封闭领域，并将其确定为现代性的起源，“它不能说明任何东西，至多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世界在我们面前显现以及被我们体验的方式。
……这种观点使得我们怀疑，西美尔是否准确地找到了现代性起源的所在”
。
弗里斯比明确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即商品的生产，以及为其所必需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切货币现象的前提条件，从而也是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马克思是带领我们走出交换和流通过程产生的现象世界的更好的向导，因为他像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不把这些现象当作分析的终点。”
[6]
上述两种观点的实质性分歧并不在于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之历史地位的价值评判，而在于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起源和动力的不同理解，即到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个体生活体验的嬗变，才构成现代性的起源与动力？这个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极为重要，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
而在这一问题背后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立场问题：西美尔与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立场有何不同？换言之，对于马克思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西美尔持何种态度？弗里斯比这位认同马克思的学者认为西美尔不具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持不同态度的刘小枫则认为，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西美尔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才真正是肤浅之见，因为“西美尔看到的是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
[7]。
我们认为，刘小枫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更有道理，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西美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难道真的是非批判的和非历史的，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对立的吗？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难道除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没有对现代文化体验的任何探讨了吗？最后，在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经济结构分析与文化体验分析这两种方法难道只能互相对立、互不相容，而不能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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