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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西美尔的描述,中古的社会特征就在于人身被固定在特定的财产关系(首先是地产)中,并从属于某个地方共同体,这就是西美尔所谓“人和占有之间紧密的地方性联系”
;在这种关系中,人的个性和利益与他的生活圈完全融合在一起,世界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主体与客体是统一的。
现代性摧毁这种统一性,“现代一方面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它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
另一方面,它又赋予实际的生活内容一种同样无可比拟的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和职业内,事物自身的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个别人身的色彩”
[13]。
在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经济生活的因素受到西美尔的特别重视,这也是他能够提出把货币经济当成为现代性瓦解中古传统秩序之决定性因素这一基本思路的真正契机。
按照这一思路,货币经济既瓦解了旧的人身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也瓦解了人身与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在这两个方面,西美尔的研究都受到马克思的明显影响。
首先,货币经济瓦解了中古自然经济时代特有的人身与物权之间的直接联系。
按西美尔的描述,所谓货币经济意味着:在有个性的个人和具有某种特性的具体事物之间,出现了一种完全抽象的即自身无任何特性的媒介,使得人与事物间原有的那种直接联系被切断:“货币经济在人和财产之间造成了一段距离:它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被中介联系起来的关系。”
[14]在西美尔之前,这种情况曾被马克思更深刻揭示为内在于商品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矛盾,也即商品的特殊自然属性与一般社会属性之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被抽象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成为与商品本身相对立的“第三物”
[15],这就是货币。
这种抽象的一个结果便是:“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中止了。”
[16]西美尔显然受了马克思上述观点的启示,他将这种抽象与具体的对立表现为由使用货币造成的人身与物权之分离,称之为“遥控的占有形式”
:“我人在柏林,却能从美国铁路、挪威药铺和非洲金矿获取收入。”
[17]
其次,货币经济破坏了中古时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原有联系。
西美尔准确概括了这种旧式共同体的特征:尽管中古的共同体是围绕着村社、行业、社交、宗教、政治等不同群体利益形成的,但所有共同体无一例外都以某种完全特殊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共同体将个人的整个存在包括于其中,共同体本身的存在也完全直接地体现在其成员身上,在这里,每个人的个性和利益与共同体完全融为一体。
货币经济的发展摧毁了这种旧式共同体,使原来的各种特殊个人关系统统失效,同时使一种新型的共同体产生出来,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只保留纯粹的金钱关系[18],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雇佣关系”
。
这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著名观点:货币“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
,而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
“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
“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
[19]西美尔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很好地发挥了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以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共同体中,主体已不再作为完整的人格,而只是通过支付或收取货币与整体联系在一起。
“自从可以将每个成员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表现为货币,这种利益就像一个绝缘层,插入联合体的客观整体和个性的主观整体之间(如同插入财产和财产所有者之间一样),为双方提供了新的相互独立性和增长能力。”
[20]
这就达到西美尔对现代货币本质的一个最重要规定:货币代表了一种凌驾于一切具体事物和具体价值之上的抽象价值,因而是“无特性的”
,西美尔称之为“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
:“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是与所有专门价值相对的货币所特有的,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特性还肯定会不断得到提高,因为货币不得不用来支付数量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多样的事物。”
[21]当货币代表的抽象价值取代中古社会重视个别特性的传统价值观,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价值判断标准之时,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后果随之产生。
西美尔对这些社会后果的分析是一种富于辩证意识的历史叙事,其中继续显示着马克思的深刻影响。
西美尔首先肯定,货币正是以它的“无特性”
这一特性,为整个社会实现一种全新的整合“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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