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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这就是资产阶级财产权的统治，它造成对人的一种新的压迫。
[12]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这种情况更明确地概括为：德国无产阶级“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
[13]，这个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那是造成异化的更深刻的“社会根源”
。
在稍后《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盛赞德国的西里西亚起义工人达到了“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
，因为他们公开宣布反对私有制；相比之下，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只追求政治目的，则是一种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内思索的。
它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缺陷……例如……把大贫和大富仅仅看作纯粹民主制的障碍”
。
[14]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根本目标规定为反对私有制的社会革命，这已不是一个传统的纯政治问题，马克思称之为“社会问题”
。
这个超越政治问题的“社会问题”
就是指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性，它被马克思开发为政治理论的新领域，其核心术语是“阶级”
。
按照马克思的规定，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压迫乃是更根本的压迫，主要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也就是剥削；而从政治的角度理解剥削，就必须使用阶级观点，这不仅因为资本时代财产权对人的压迫集中体现为工人阶级的存在与本质，工人阶级作为资本剥削的直接产物，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更因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只有看作阶级关系才能成为资本主义剥削体制的政治表征。
因此剥削在马克思手中始终是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的，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
例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赖曼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剥削应包含三个要点：（1）剥削是在制度化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意味着生产者的劳动制度化地受非生产者统治；（2）剥削必须包含暴力，因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3）剥削的非正义性最终可归结为社会的非正义。
[15]这一解读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剥削概念的本意，即马克思对剥削问题的分析完全是政治性的，决没有停留于对其经济机理的说明，《资本论》因此成为对经济的政治性分析的经典之作。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强制劳动”
制度，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同意的结果”
[16]，但在这种自由的形式下却掩盖着统治、暴力和非正义的本质。
这就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新的压迫形式：“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
[17]
《资本论》对剥削的这种政治性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引入阶级观点的深刻根据。
简言之，政治理论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对抗性，就必须从政治角度理解剥削；而为了从政治角度理解剥削，就必须把被剥削的无产者看成是一个群体、一个共同体，他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和对抗性的一极。
因此工人阶级既是马克思的一项理论构造，也是一个直接的社会现实：就资本社会中财产权与穷人、资本与劳动间的关系只有作为阶级关系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表征而言，工人阶级概念是马克思的一个政治理论建构；但就工人阶级状况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后果而言，它的存在又是这个社会的直接现实。
20世纪西方社会学关于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的一种政治想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指责，肯定是错的。
在马克思政治观点走向成熟的那个时期，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就是处在生活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马克思从政治观点出发把它界定为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
：“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
[18]然而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
马克思完全是在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命运，即这是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
，这个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
，这一普遍解放的实质就是消灭私有财产，它对现代政治理论的意义在于，提出了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彻底消除经济领域中的压迫和对抗性的任务。
[19]这正是马克思超越传统政治民主理念的地方，即这是一种比政治解放更高的社会解放。
在发现了经济已成为政治的新场域，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已成为压迫的新形式和政治理论的新课题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以反抗资本权力为内容的新的政治斗争，需要实现为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的集体反抗。
这是马克思政治学说的第二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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