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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政治分化的基本原理，总是需要一种特殊的补充性假设来加以支持，即这是一种将其政治解释力归之于将来情况的历史学假说，坚持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使社会结构趋于简单化，随着整个社会下层的普遍无产阶级化，将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政治格局，而无产阶级也将由“自在的阶级”
变成“自为的阶级”
，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变成现实。
拉克劳和墨菲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末世论的历史概念”
，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现身为一种“历史利益”
，它只有在某个“千禧年的拯救时刻”
才能变成现实。
他们的结论是：“正是雅各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政治学说之间的连续性因素应被激进民主的新规划置于怀疑之中。
拒绝被赋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把斗争会聚到一个统一政治空间，相反，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论点。
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能建立起来。”
[6]
上述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挑战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1）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给现代政治理论引入了何种重大变化，从而占据着怎样一个重要位置？（2）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作为一项新政治规划的核心概念，具有怎样的理论性质和理论意义？
（二）经济的政治性：现代政治理论的新论域
一般而言，政治源自压迫和对抗性，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对压迫和对抗性的一种特定解释模式。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追求民主和反对压迫，都主张消除各种形式的压迫是达到民主的先决条件。
但马克思超越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提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
的观点，按此观点，压迫和统治有多种形式，不仅政治领域有压迫问题，经济领域也有压迫问题，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压迫是更根本性的压迫，这就是资本对于劳动的统治和压迫。
在当代激进理论的特定语境中，它又被表述为：资产阶级财产权对民主的个人权利的压制。
[7]这是马克思政治学说的第一个要点。
自由主义的根本点在于只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反对专制者或专制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与压制，但却从不关注私有财产权对个人的压迫与统治，它把压迫和对抗性问题严格限制在国家与法等政治领域，而对经济领域的压迫与统治问题不予考虑。
如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的，自由主义理论缺乏表现剥削问题的基本术语。
[8]而且这种缺失并非出于无知的忽略，而正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底线，即对民主的任何诉求都不得侵犯私有产权。
这才使自由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历史看，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把压迫和对抗解释为政治现象，这对后来新兴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产生了不良影响。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是当时最盛大的工人运动，宪章派的核心观点是把工人的苦难归因于政治根源，将整个运动的目标锁定在争取普选权。
宪章运动以其反面教训为马克思新政治理论的提出做了准备，正是在宪章运动走向衰落的年代里，马克思开始将注意力从国家政治特征转向资本问题，全力聚焦于资本以私有产权资格索取剩余价值而造成的经济上的统治和不平等，由此确认资本主义经济才是权力压迫的中心场域，在政治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
问题。
所以鲍尔斯和金蒂斯断言马克思学说的出现“是作为对由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巩固所导致的财富和经济权利集中的一种反应”
[9]，很有道理。
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后来的一个著名说法，即发现现代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他的功劳，在他之前很久经济学家就对阶级作为经济现象作过分析，他的贡献则是从政治观点重新解释这些经济现象所蕴涵的政治特性。
[10]
按照阿尔都塞的研究，1843年的马克思经历了一次“从神话退回到现实”
的思想转变过程，那就是：在离开理论“过于发达”
的德国之后，马克思在法国（与此同时恩格斯在英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
。
[11]这一期间，马克思对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频繁的讨论。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提出，政治解放虽然是一大进步，但它决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
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虽然消灭了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实现了所谓“政治解放”
，但却把解放严格限定在政治领域，但在政治上的自由国家中，人仍然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现在受到一种“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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