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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书，第7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4]正是顺着费尔巴哈的这一哲学，马克思不仅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还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应当指出的是，至少在1845年春天以前，马克思是戴着“费尔巴哈的眼镜”
来审视他周围的一切哲学的。
尽管存在着“分歧”
，但还不是致命性的，不足以影响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
但在1845年之后，在那场春天的“惊雷”
和紧随其后的“暴风骤雨”
中，马克思成为马克思。
从此以后，马克思不用再趴在“费尔巴哈的麦草垛上”
俯视一切。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7]同上书，第54页。
[18]同上书，第5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断存在着某种“偏见”
。
按照学界普遍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改变世界”
的哲学，而马克思哲学之外的哲学都只是“解释世界”
的哲学。
由此，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把“解释世界”
的哲学变革为“改变世界”
的哲学。
对此，孙正聿教授曾质疑，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种“两极对立模式”
的理解，“显而易见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悖论性问题：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否也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哲学而言，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也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各种哲学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解释世界’的哲学？”
（参见孙正聿：《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其晚期三天讨论班中对此提出了相似的质疑。
海德格尔说，“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么？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外，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
由此，他强调指出：“那么，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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