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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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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1]这段话表明，继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之后，剩余价值的发现为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由“空想”
变革为“科学”
注入了新动力，它使马克思远远超越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的批评家。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为马克思分析一般人类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铺平了道路的话，那么，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则使马克思更加“近距离”
地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本性——把人与人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下，并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未来。
沿着这一道路，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根本秘密，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揭示了出来。
因此，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内在贯穿着其“人的解放和自由何以可能”
的价值诉求。
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抗议；这种抗议中充满着对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够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
[2]。
因而，“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
[3]。
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的揭示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掩盖在物与物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揭示”
。
不仅如此，剩余价值的发现还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转型的结果，是其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继续和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忆了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衷。
他谈到，他本来学习的专业是法律，起初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但是，在1842-1843年间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的时候，他不得不对所谓的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迫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但是，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4]。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研究的切入点和理论兴趣的转移。
正如仰海峰所指出的，“一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中，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立场上发生了格式塔式的逻辑转换，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马克思对问题的思考还主要是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一般的哲学论述，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也正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实现了对唯物史观一般视野的变革，因为没有经济学研究的突破，马克思还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
[5]。
因而，为了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1857年以后，马克思重新回到书房，展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集中地体现为剩余价值的发现。
这一发现，使马克思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的纯道德的控诉和谴责，而在学理上重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所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有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
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端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因素。”
[6]这表明，剩余价值的发现使马克思真正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彻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大致来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劳动价值论问题、资本问题、剩余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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