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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论证了列宁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复杂性和艰深性，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深入下去。
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
在这个阶段，整个哲学界开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
和“理论性质”
作出了重新的理解；相应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直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结合起来，但还是处于初步阶段。
这在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如下三类著作中有着明确的表现，这三类著作分别是：西方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原著的翻译，主要有：《评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的辩证法理论》（徐崇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法兰克福学派述评》（徐崇温，三联书店1980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英］安德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苏］拉宾，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江天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
》（徐崇温，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南］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南斯拉夫当代哲学》（贾泽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美］马尔库塞等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狱中札记》（［意］安东尼奥·葛兰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新马克思主义”
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苏］别索诺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不同层面的推进
在经历了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介绍和研究之后，学者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加客观，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性质等进行了研究，还就如何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界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这说明，在经历了最初的新奇和批判之后，学者们开始思考这种学说的真正意义，思考其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这一时期，很多研究课题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由全国社会科学“七五”
规划会议通过并落实了负责人的课题有：贾泽林等负责的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哲学；余源培、林永民、俞吾金等负责的当代各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刘放桐、黄颂杰、陈奎德等负责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中，有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陈京璇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与主体性的发展、胡义成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王锐生的社会哲学研究、陈先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当代西方思潮、戴文麟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衣俊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项目一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也对之后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阶段，国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程度很高，相继召开了一些专门的研讨会：1986年3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由江苏省哲学学会、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哲学现代化问题讨论会重点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1986年8月16-22日在长春召开的由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会把介绍外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作为讨论的重点；1986年8月17—24日在长春召开的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吉林省委党校主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探讨；1987年10月6—10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大连市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年会，讨论并明确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难题，包括如何对待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学派和流派问题。
课题研究的开展和大型研讨会的召开，都在不同层面上推进了这项研究的开展，问题也更加趋于集中。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概念、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这一概念的争论也很多，有些学者基于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开始采用“国外马克思主义”
这一概念。
[2]而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从1987年开始，《中国哲学年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外国哲学专题”
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专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分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位置归属，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恩格斯、列宁哲学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等层面推进了研究，从而打破了佩里·安德森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理论格局，马克思主义从单数变成了复数。
[3]
如果说在最初的阶段，学者们还是更多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内来思考问题，那么，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开始关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起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也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或者说，可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86年8月于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讨论会”
上，与会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践”
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实践观点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例外。
学者们研究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个标准，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并以此作为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反过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于“实践唯物主义”
本身的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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