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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的实践后果显而易见,就学科的专业特征而言,可以说全部经济科学领域到处都充斥着这种毫无批判理想的经验主义气质,比如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时,它总是乐于把由于批判概念的阙如而产生的那些问题当作所谓“纯技术问题”
来处理,而漠视由此给社会民众带来的不幸命运。
把马克思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的断裂,按照阿尔都塞的描述,就是政治经济学仅仅指向它的“对象”
,即那些既定的同质的经济事实,而马克思则创建“对象的概念”
,并要求用概念来规定和说明这些经济事实。
这当然是一些批判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建立正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实施批判的意义:通过为经济事实建立起批判性的概念,马克思消灭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从而消灭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
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就是以经济事实领域作为自己的对象,并把这些经济事实看作明明白白的既定存在的同质性事实。
而按阿尔都塞的解读,马克思坚决认为,经济事实不可能具备直接可以看到的可观察的既定存在的性质,它的确证要求以它的概念的构成为前提,“整个经济科学就像一切其他科学一样也取决于它的对象的概念的建立”
[24]。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求首先建立经济对象的概念,因为按阿尔都塞的理解,马克思甚至坚持与政治经济学完全相反的方法论信条:“现实对象的认识无须通过与‘具体’的直接接触,而是通过这种对象的概念的生产即理论可能性的绝对条件来实现的。”
[25]但这里不仅仅是方法上的区别,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
如前所述,不制定自己对象的概念,却企求在可以直接“观察”
和“描述”
同质的经济事实,这正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科学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化“方法”
。
而阿尔都塞所力挺的马克思特有的“经济对象的概念”
,则必然是指批判的概念,即对现存经济现象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理解。
这种概念由于完全超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平线,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概念,马克思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尚未以概念形式存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哲学概念的产生”
[26]。
这就是阿尔都塞提出对《资本论》的解读必须是一种哲学性解读的理由。
这个批判性的哲学概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
很显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和决裂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反过来,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意义也只有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相关联,才能显示出来。
阿尔都塞在论文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资本论》的对象是经济还是历史?《资本论》到底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还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他追问:“如果《资本论》的对象是经济,那么这个对象在概念上同古典经济学的对象严格地讲有什么区别呢?”
回答是:“《资本论》完全包含了对我们理解经济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理论。”
[27]阿尔都塞的这一观点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他恰当解释了在全部马克思学说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要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得不从经济事实领域着手,但这些经济事实绝不可能像资产阶级经济科学讲的那样,是可以直接看到的既定存在和可以精确量化的同质事实。
阿尔都塞看到:“经济生产时代完全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在某一过程中直接阅读出来的时代。
这是一个在本质上不可见的、不可阅读的时代,它同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现实本身一样是不可见的和不透明的。”
[28]因此对这些经济事实的分析要求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概念,来穿透其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不透明性。
这就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于是在马克思那里,用理论概念来说明经济事实,也就是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来说明这些经济事实:“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构成和决定经济学对象结构的是下述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这个结构的概念不能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范围之外来说明。”
[29]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超出西方经济科学并同其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地方所在。
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后果,即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因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结构而彻底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同时亦显示经济生产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论域。
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
相反,经济理论从属于历史理论的一个区域”
[30]。
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马克思学说结构的总体性特征,即这是西方思想史最复杂的一种综合文本,它在形态上包含着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的一个综合,而它在本质上则是彻底哲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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