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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构想定位于一个关于社会制度安排方面的构想，特别是定位于一个经济制度设计，这仍然是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论—伦理学问题出发而考虑到：马克思在此是第一位从人的生存的客观社会模式出发，而不是从先验主体的内在意志的自我立法出来，来探究人性和人的幸福之道德基础的哲学家。
我们决不是从制度之实务与可操作性角度来谈论马克思的社会制度安排构想的，因为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和务实品格，而且也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的问题。
我们反复强调马克思的问题是一个“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的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学院哲学问题，这说的是：马克思是把这样一种实践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提出的，而决不是说马克思要在他的理论探究中直接给出一套革命实践的具体实案。
否则就误解了马克思。
结果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
的构想，如果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其内容相当贫乏；但如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精神，其内涵则极其丰富。
此外，我们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一构想特别定位于一种经济制度设计，是因为在这一构想中提出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原则问题具有“经济的性质”
，而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其实是劳动与财产占有的一种全新模式，因此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关乎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论—伦理学问题。
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误解颇多。
比如麦金太尔在《德行之后》一书的结尾处谈到马克思“自由个人的联合体”
命题时，他显然认为马克思对这个联合体的描述是空洞的，因为他指责马克思只是把这种“自由的个人”
当作“社会化的鲁滨逊”
来描写，而“并没有告诉我们自由的个人在什么基础上进入他与其他人的自由联合之中”
。
由此麦金太尔断言，马克思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留下了“一项没有一个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添补了的空白”
。
此外，麦金太尔认为，由于“自由人联合体”
的设想是空洞的，所以其中所蕴涵的对人性和人的幸福的关怀，最终总是又退回到某种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形式中去，“抽象的道德原则和功利事实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诉诸的‘联合’原则”
[90]。
麦金太尔的上述看法包含着对马克思的双重误解。
第一，他误解了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性质。
“自由人联合体”
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的一个理想，它代表了一种“制度的精神”
，而非一套“制度的实务”
，而正是这样一种理想和精神对人类的命运具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
就这一制度安排至今尚未完全实现来说，它与康德的“目的王国”
一样，只是一个“原型化”
的社会理想，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个旨归；但就马克思的理想把人类解放的根基不再置于先验主体的先验动机，而是置于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上来说，它又具有康德所无法比拟的革命实践意义。
麦金太尔一上来就把“制度的精神”
混同于“制度的实务”
，结果使他既不能理解马克思命题的存在论—伦理学性质，又不能理解这一命题精神的革命性的实践意义。
至于麦金太尔断言马克思留下了一项后来马克思主义不能添补的空白，就更是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忽视和贬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所实现的人道主义成就。
第二，他误解了马克思道德批判的根本旨趣。
麦金太尔显然把马克思对人性根基的关怀当成康德“人是目的”
的同等命题，而把马克思对人的感性幸福的关注归结为功利主义。
这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才能成立，而抽象地理解道德问题却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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