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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做事”
，都离不开“想”
，都以“想”
为前提条件，并且在“做”
的过程中就渗透着“想”
。
“想”
是“做”
的准备，“做”
是“想”
的落实和完成。
“想”
以以前的“做”
为基础，又连接着以后的“做”
。
它们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任何脱节都会造成活动的中断和生活的停止。
不仅如此，各种不同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想”
和“做”
还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分工形成了各个不同的社会活动门类，协作和交往又使得它们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社会历史运动的宏观角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为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观念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再细分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将政治分为社区政治、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将精神生产分为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教育活动，但若是具体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有时甚至找不出其间的明确界限来。
而各种活动都有“想”
的方面也有“做”
的方面，它们统一于人的现实的活动中，形成了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从人们的意识是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的反映，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基础的意义上，对它们进行区分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从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看，从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的角度看，就必须要注意到这种区分的相对性，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我们之所以强调“想”
与“做”
的统一性，把实践广义地理解为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出于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在我们过去的哲学研究和宣传中，为了反对唯心主义，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这当然是必要的，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是必要的——有时就过分地强调意识的主观性与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之间的区别。
与此相适应，在分析实践的特点时多以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原型，而对其他的实践形式，比如对道德实践、艺术实践、教育实践等就较少涉及。
同时对于精神、意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也讲得很克制，一般都不能比较放开地予以分析和发挥，比如对于目的、对于人的意识活动包括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形成目的和实现目的中的能动作用，一般都讲得很少或干脆不讲，总怕沾染上唯心主义的嫌疑。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忽视和忘记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特意突出物质生产对于全部社会生活的作用，并用这个基础来解释和说明全部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恩格斯后来还专门对此做过一个解释，认为青年们形成这种片面的经济决定的观点，他和马克思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他又说，只要注意到他们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案例，就会发现马克思和他都是坚持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论的。
可惜的是，恩格斯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解释和说明并没有得到后世人们的应有的注意，机械唯物主义的思路仍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路，这就导致了用一种片面反对另一种片面，不能有效地克服和扬弃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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