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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联系，在认知活动中，认知客体成为一个确定的中心，它的种种背景、与其他事物的种种联系、主体运用的各种认知工具、主体的各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围绕着弄清这个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而旋转的。
而在评价活动中，评价者自己（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统一）则是确定的中心，关于价值客体的各种知识、各种信息、各种条件、各种联系，则都围绕着自己而旋转，都是为自己进行选择、决策而服务的。
第三，在认知过程中，一般都要求尽量克服“先入为主”
的“偏见”
，常言说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就是这个意思。
而在评价活动中，评价标准却是必须先行确立的，无标准就无法进行评价。
正如一个检验工，假如没有工件合格与不合格的工艺标准，他的工作就无从着手进行，要是没有法律这个准绳，法官也无法断案。
评价标准是人的规定，是人确立的标准，是根据人的发展要求而确立的观念标准。
因为人们的立场、利益诉求、人生理想的不同，对于同一事物、事件的价值，人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因而得出的结论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就有很大不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
在评价过程中的争论，主要不是像认知那样是关于对象自身的知识的争论，而是关于评价标准是否合理、是否正当的争论。
第四，由于评价活动直接指向实践、直接为主体的选择、决策（决定）活动服务，这种直接的实践指向性或活动指向性决定了评价的结论必须是具体的、明确的，有助于实际操作和决策。
无论评价主体当时对客体了解多少，关于客体的知识、环境的知识，关于主体的需要的知识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充分，如果要当下作出选择，主体就必须根据已经了解、已经掌握到的信息，对一定客体对自己的价值作出具体的评价，进而作出决策和决断。
比如一个军事指挥员，他的一切军事理论知识、他全部的指挥经验、他当时掌握的各种军事情报，包括对敌方的力量、布防情况、指挥员的性格特征等，对我方的各种情况，对地理、天文情况的了解，都是他进行评价的基础材料和工具，无论这些信息是否充分、是否可靠，他在当下必须作出决断，决定采取什么方案、向哪一个方向进攻或突围。
他的各种评价都是为着这个决断来服务的，是为了作出这个选择而服务的。
在这里，一切抽象的议论、一切含糊的意见、一切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见解，都无济于事，而且会影响事情的决断。
第五，评价活动还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
评价的特殊结构形式决定了评价总包含着自我相关，必然地涉及到自我相关效应。
评价主体不可能像认知主体那样，超然地仅仅与客体处于一种相互外在的“理论关系”
之中，因为无论价值主体还是评价主体，总是渗透着意志关系、情感关系，总是基于一定的情感定式来看待自己的对象。
换言之，下意识的评价和情感—心理层面的评价自不待言，就是在理知水平的评价活动中，不仅无法排除情感因素的影响，相反往往需要一定的情感作为必要条件。
这是因为，主体作出评价的过程，也就是几个层次的价值意识同时起作用的过程，是几个层次的评价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特别是在比较性评价中，在两种或几种方案的优劣利弊相差较小、有时甚至难以明确区分的情况下，评价者的兴趣偏好就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决策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
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在评价过程中理性的作用就在于为一定的偏好作论证，这种看法或许有些偏激，但强调偏好在评价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却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反对西方一些理论家把认知和评价的区别当作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的观点，也反对仅仅把评价当作是对特殊对象即价值的认知的观点。
在我们看来，评价活动作为价值意识的对象性活动，在下意识层面、情感层面和理智层面都是存在的，而且各自有各自的相对独立的意义，使得主体从多方面多层次与一定对象建立起价值关系，表现出对象内容的丰富性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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