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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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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与其社会批判，在其方法论上是相互贯通、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方法。
要说社会批判，在马克思之前早已有之，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批判不是流于空泛，便是陷于空想，始终不能真实地揭露现实并用以改造现实？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社会批判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基础。
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评价社会历史的正确方法，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批判方法。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空想，不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错了，而在于它用以批判的方法以及用以批判的历史出发点错了。
用以理性和永恒正义为基础的历史观来评判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自然难以做出深刻的揭露和说明。
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合理的解剖和批判，并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恰恰是得益于唯物史观的确立。
正是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才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入分析。
另一方面，没有合理的社会批判，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需要分析和揭示。
由于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纷繁复杂的，既有直接显露本质的现象，又有掩盖和模糊本质的现象，因而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须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批判考察，从中把握其真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持久地批判，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揭露，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而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
可以说，没有社会批判，就不可能驱除历史认识上的各种迷雾，解开“历史之谜”
，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就其实际思想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论著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带有“批判”
二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1885、1894）、《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
虽然有些论著的名称并没有直接冠以“批判”
的字眼，但其内容大都贯穿着批判的思想。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些批判性论著中得以阐发和体现的。
为了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对这一思想发展过程做一简单勾勒。
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的产生虽然与德国哲学批判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发展现状。
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马克思青年时期就对当时的普鲁士政治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确立了鲜明的自由立场。
为此，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感兴趣，因为康德、费希特的理论体现了反专制的思想，渗透着对自由意识的重视和推崇。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感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空虚，看到法哲学研究中传统方法的内在缺陷，原因是这种哲学把“应有”
与“现有”
对立起来。
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缺陷的清醒认识，促使马克思将批判、研究的视野开始转向现实事物本身，转向黑格尔哲学。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并把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现实。
马克思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自由理性出发进行理论批判。
按照他当时的观点，国家、法律应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应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国家、法律完全是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占上风的总是私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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