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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判与建构的统一。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建构之所以深藏于社会批判之中,这也是由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决定的。
马克思哲学创立伊始,就不是什么体系哲学、经院哲学,而是活生生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群众哲学。
它以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强烈“拒斥形而上学”
,反对“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25],主张哲学必须走向现实生活。
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要刻意创立一种什么哲学体系,而恰恰是要破除这样的体系哲学从而创立一种新的哲学。
这种新的哲学的创立,“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26]。
正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不是体系哲学,而其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所以他对社会发展问题以至整个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这种研究方法同马克思的理论旨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马克思在其理论活动初期就申明的那样: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既然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是应该通过批判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
像马克思对自己新理论的阐述,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等,都是在批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抽象的“历史哲学”
批判和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解剖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考察过程中,通过研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从而发现了“两个必然”
,马克思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可以说,离开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是很难建构起来的。
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体现了历史辩证法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所批判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
,但这一“特殊”
又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般”
,这样,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问题的批判分析,可以获得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或共同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确立和建构起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
马克思就是从历史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由此阐发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历史观点。
如在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异化现象的同时,马克思看到商品经济对于人的普遍流动、人的能力的提高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抨击资本主义野蛮剥削、掠夺的同时,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给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在批判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而拼命扩张、开拓世界市场的同时,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
的建立对于冲破狭隘的、封闭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促进各个国家、民族的普遍交往和众多文明的普遍交流,加快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在揭露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以至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马克思阐明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转变,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再到企业内部分工以及国际分工转变,以及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转变的历史必然性,等等。
总之,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特殊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从中阐发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历史思想,从而达到新的理论建构。
3.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统一。
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在对各种错误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发展过来的。
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批判史,同时也是一部自我批判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这种批判当然也包括自我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不变的“真理”
,而是看作发展着的理论。
尤其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必须是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发展。
在他们的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正乃至予以摒弃,因为这些观点、结论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不作相应的变动就会危及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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