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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活动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
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手工业仍旧是基础”
[14]。
这就是说，由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换并不以劳动工具的决定性变革为基础，生产力的革命基本上限于新的分工和劳动组织形式。
因此，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过渡，真正的变革在于劳动因素的重新组合，而不在于劳动工具的革命。
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换过程与转换机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第一，在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基本保持原有水平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加以重新组合便可成为生产力变革的契机。
这一点，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这些国家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要想马上突破原有的生产技术进入工业化行列非常之难。
但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上进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以求发展，则是很容易实现的。
中国农村长期实行的是传统家庭经营，它对农村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要打破传统家庭经营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局限，发展分工、分业，实行专业化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产力持续增长问题，必须十分重视劳动要素的重新组合。
重新组合的形式就是要发展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彻底改造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完成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为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和工业化的推进创造条件。
诚然，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村经济（包括小城镇经济）的特殊性，农村生产要素组合形式与工业中的组合形式有较大的差异。
从生产集中的条件看，工业易于农业，而且集中程度也高；从分工协作的水平看，农村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约束，不可能像有机的工场手工业那样，自始至终能够以严格的程序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生产要素的组合更多地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
但尽管如此，实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重组，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从手工生产走向现代生产的现实途径。
第二，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应当切合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有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要求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必须具有承上启下、适应新旧生产方式交替以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组织功能，从而能够为实现生产力变革开辟道路、准备条件。
这种重新组合没有离开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但又由此出发，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使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组合，为机器生产的实现开辟了现实的可能性。
这一点，同样是农村工业化时期生产力变革的客观要求。
实际上，中国农村生产力三十多年来之所以发生巨大变革，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走过来的。
起初，农村生产要素的组合是以联产承包的形式出现的。
随后，伴随分工、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
像流通领域的合作组织，将农户的各种交换活动从经营活动中独立出来，承担了原来由农户分散进行的小宗生产资料的购买和产品销售活动，并通过专门的运销和运输合作组织从生产领域的分离，使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了重新组合；与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相适应而出现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合作组织，则使农业生产中一些易于分解而且合作起来更具有明显优势的环节独立出来，如机耕服务、良种培养、科技推广、农产品储存加工等，这些合作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仍在继续出现，而且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上逐渐接近于城市工业化时期的有机工场手工业。
总之，研究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的转换机制，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所讲的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转换，虽然是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讲的，但其所揭示的生产转换过程的一般特点与规律，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这是任何社会都值得珍视、借鉴的。
虽然我们不能把这种转换变为一个剥夺、吞并小生产的痛苦过程，但也不能不把小生产通过有效的渠道引导到现代大生产上来。
3.大工业的发展进程与推进机制。
工场手工业所产生的分工协作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无疑是实现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桥梁，但它对生产力的变革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
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
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
[15]真正使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的，还是机器大工业。
机器大工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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