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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因为旧的一套制度逐渐瓦解，新的一套制度还未完全形成，这就常常导致制度失衡，即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也就是制度建设不能保证社会生活变革和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内容及其结构。
而要加强制度建设，必须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重点是加强政府自身有效的制度约束，以良好的形象和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从而使权威真正建立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之上。
总的说来，权威的树立，既不能靠权力压，也不能靠别人封，只能靠领导者扎扎实实苦练内功，严格要求，扎实工作，用自己的榜样和行为取得人民的信任，确立领导的权威。
强调领导权威的重要性，并不是要轻视权力问题。
推进社会发展，无论如何不可能离开政府的权力作用。
现在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权力，而是如何合理使用权力。
这里主要涉及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的选择。
一般说来，现代化必须在有序的状态中来进行，这就要求权力有效的集中。
但有效的集中并不是要绝对排斥分散，因为集中总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过分的集中，将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直至倒退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集中的优点很多，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其一，集中管理需要大量准确、及时的信息，但集中管理的环节太多又会造成信息渠道不畅，以致出现信息不全或信息失真。
这样，就增大了集中管理机构决策上的风险性和随意性，使得管理能力和预测能力难以增强。
其二，集中管理需要层层管理机构来支持运行，但过多的、重叠的管理机构又往往会在实际工作中增加摩擦，以至降低管理效率，影响社会运行。
其三，集中管理需要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集中管理往往是只给了下级机构或单位所应负的责任，而将权力予以保留，结果造成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
这样一来，下级“主体”
的积极性显然会受到挫伤，最后导致动力不足。
在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下，可以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地方政府和企业因无动力而缺乏革新精神，而中央机构则因管的事情太多而无暇去研究、制定重大的战略性决策，结果上下两头的工作都不到位，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至于集中管理所造成的官僚、腐败恶习等，更是世人皆知，不再赘述。
分散的优缺点与集中的优缺点基本上是相反的。
不过，这样的理解只能是相对的，不能推向极致。
例如，权力的分散或下放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的加强、效率的提高。
像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基层，结果使一些高收入阶层控制了地方经济单位，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秩序恶化。
又如我国在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过多的分权曾经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困难和经济生活的混乱。
因此，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绝无非此及彼的选择，必须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宜。
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一些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其通行的做法大致是这样的：在经济发展初期，政治权力应集中于中央机构手中，而经济则相对分散些（但不等于放松调控与管理），中央政府集中权力的主要目的，应着重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市场体制的培育，为更多的分散创造条件。
在市场机制日益成熟、市场运行的秩序基本建立起来时，政治权力应趋于分散和民主化，而经济活动也进一步趋向分散，政府主要靠间接管理体制实施对经济的调节与管理。
[36]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不管是在经济发展初期，还是在经济发展成熟时期，权力的集中与分散都应以保持正常的发展秩序为前提。
假如离开了这一前提，无论是集中还是分散，都非成功之举。
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尖锐地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
[37]可见，维护正常的发展秩序，这是权力行使必须遵循的一条准则。
在这一准则下，权力宜集中就集中，宜分散就分散。
谈到集中与分散，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经济职能究竟应该是弱化还是强化？国内学术界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看法，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集权化的管理应该向指导、协调性的管理转变，因而这种转化过程就标志着国家经济职能的弱化。
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其道理，实际上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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