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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现在人们突出强调的现代性的主要标志——理性来说，其形成和发展就始终是在现代生产的推动下进行的。
马克思所讲的理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是伴随现代生产特别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萌生和发育起来的。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商品经济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并内在要求着一种理性精神。
首先，商品生产不能离开商品交换，而要进行商品交换，自然离不开人的理性抽象能力。
因为人们在商品交换时总是要运用一定的价值尺度，而对价值尺度的把握必然需要理性抽象。
只有在人们撇开各种劳动的具体、特殊形式，把握到包含在生产各种商品的不同劳动中的共同的东西，即社会一般劳动量时，才能够确立价值尺度并由此建立起商品交换关系。
马克思指出：“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动。
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5]显然，这种“抽象能力”
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培育起来的。
其次，市场经济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交换价值为直接目的，这就必然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是生产目的的抽象化、一般化，即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成为单纯追求的对象；另一方面是理性精神的牢固确立：为了谋求利润，必然要进行精确的算计与筹划，计算理性成为谋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必然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科技理性由此得到张扬。
所以，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是随着市场经济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同理性一样，其他现代性因素也是根植于现代生产方式，在这种土壤上孕育起来的。
强调现代生产对现代性的决定性意义，并不意味着仅仅用经济来解释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排斥以至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
马克思只是强调了现代生产对于现代性的“基础”
作用，而不是说它是“唯一”
作用。
因为从现代性的深刻起因和原初动力来看，确实是现代生产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也就没有对现代性的呼唤；但在现代性的逐渐发育、演化过程中，就很难讲仅仅是经济因素的推动，而实际上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正是各种因素的相互激**、相互影响，促成了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
在各种非经济力量中，最有影响的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
宗教改革不仅强烈地撼动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通过新教的确立与传播，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文艺复兴则为现代社会开创了最初启蒙，充当了思想先导；先后爆发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彻底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同时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使现代性因素得到了强制推行。
所有这些因素交汇在一起，便形成了现代性的历史洪流。
当然，毋庸讳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主要放在经济学方面，而对文化、心理、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甚至有时做出过一些简单化的理解。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过多苛求马克思，不能要求他把现代性的所有问题与细节都说到。
马克思探讨的薄弱环节恰好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践去做出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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