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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这一观点用在现代性问题上也非常适用：要在观念上摆脱现代性危机，有新的现代性意识就够了；而要消除现实的现代性危机，则必须有现实的社会改造活动。
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所追求的现代性，不是纯粹观念上的现代性，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现代性。
其三，不是外在超越，而是内在超越。
摆脱现代性危机，必须超越既有的现代性。
如何超越？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对现代性予以整体地颠覆和彻底地解构无疑是一种超越，但这绝对不是一种可取的办法，因为现代性并未走到尽头，并不在彻底废除之列。
真正可行的办法是批判地审视现代性的发展，走向内在超越。
所谓内在超越，就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正常发展，使之更有利于人类与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就是按照这一进路来思考和探索现代性问题的。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其深刻的内在矛盾，必然成为资本进一步增殖的障碍和极限，因而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孕育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有共产主义的实现。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内含的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使现代性由一种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并为人类服务的力量。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36]在这里，共产主义既没有割断历史的联系、否定前人的创造，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建构，因而真正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当然，强调马克思在现代性问题上制度批判与现实改造的重要，并不表明文化批判无足轻重。
这里旨在说明的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不在于要不要进行文化研究，而关键在于把文化研究放到什么样的基点上。
就文化谈文化，就文化谈现代性，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来，也不可能指出一条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实际道路来。
当我们从今天中国的语境中来谈论现代性问题时，应当看到，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又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只要时代性质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要原有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马克思与我们就可以说是处于“同时代”
，或者说，都生活在“现代化”
过程之中，只不过马克思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而我们则是处于现代社会比较成熟的阶段，或晚期阶段。
因此，尽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具体看法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发展现实，但其有关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判断马克思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有没有现代性的理论，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现代性”
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
[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6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列宁选集》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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