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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文化自觉的历程实际上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初就开始了。
在现代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历史背景中，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性逐步生成，理性文化精神越来越发达并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动的一切方面：从生产到生活，从经营到管理，从社会活动到制度安排，处处以自觉的理性精神和规范为准则。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理性时代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
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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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精神的发达清晰地表征着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冲出历史的地平线。
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逐步看到了构成历史运行机理和图式的文化之影响力。
文化的自觉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文化模式的凸显、文化形态的转型、经济理性的生成、制度安排的理性文化设计（韦伯所分析的科层制），等等。
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枚举文化机理在人的生存中和社会运行中的具体作用的显现，而是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走向自觉的机制。
促使文化走向自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是知识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
讨论现代化问题，我们会立即想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因素。
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人类知识的加速度增长。
波普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
必须指出，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交织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类一般知识的简单增长，而是引起了人类知识的增长速度和作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使知识超越了一般德性、智慧、修养、消遣的狭窄范围，直接作为理性设计、价值创意、方法指导、技术方案、操作手段等文化力量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而且具有一种总体化的趋势。
胡塞尔晚年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和文化危机时曾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
从笛卡儿开始，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进程的转折。
随着数学的普遍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大一统的理性主义观念开始支配科学和哲学。
到了伽利略，自然进一步被数学化和理念化，纯几何学中的完美观念开始形成，自然作为数学的宇宙，服从于自然规律。
在这里，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开始确立并且开始支配历史进程。
胡塞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实在是对理念的或多或少完全的分有，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mannigfaltigkeit）”
。
数学化的最高阶段是普遍的形式化，其结果是公式成为预见具体的出发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整体意义，我们能够作出超出直接经验直观和前科学生活世界的可能的经验知识领域的、具有规定性和系统性的预言。
使这样的预言直接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成就是我们建立起了数学的各理念存有之间的实际的相互关系”
[4]。
同时，形式数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技术化”
，结果，“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或这件符号的数学理论的符号的衣服，囊括一切对于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的一切东西。
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实际地被经验到的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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