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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革命甚至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它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资产阶级统治性的意识形态的瓦解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革命的批判理论。
它们高度重视文化因素在“总体性”
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新的革命方式和路线，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先导，最终在总体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这一文化理论主题主要包含在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以及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中。
这些理论体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可能发生”
这一问题时，将视点转向了意识革命，试图在暴力革命之外寻找一条“文化革命”
的道路。
1.卢卡奇的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围绕着物化、总体性、主客体辩证统一、阶级意识等核心概念，富有创造性地开启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路和文化主题。
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不仅秉承了马克思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的文化基蕴，更是鲜明地揭示了文化因素与革命实践之间的重要关联。
众所周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表之前提出的，但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卢卡奇物化理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尤其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的形式”
[1]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批判。
卢卡奇认为，想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性质进行剖析，必须要在商品经济的结构中寻找答案，因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
[2]。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结构和交换方式不仅成为经济领域中的核心结构，它对现代思维习惯也具有了支配性的影响力。
当商品经济的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层面发展为一种普遍性的形式时，不管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一切对象性的形式和主体性形式都被打上了商品物化的烙印。
卢卡奇在对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以及人的原子化等物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之后，对物化普遍化、深入化、内化所产生的物化意识进行了深刻批判。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意识的形成与物化现象的普遍化是分不开的。
当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了一种类物特征的时候，人便在内心之中逐渐接受了这种外部现实，对种种物化现象视而不见，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
“在物化的意识看来，这种可计算性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种商品性质——作为物化的意识——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
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
[3]卢卡奇指出，这种物化意识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
[4]的特征，它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中蔓延。
特别是，物化意识对工人阶级的侵袭的影响更为重大，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使无产阶级的革命陷入危机，最终影响无产阶级乃至人类社会的命运。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的批判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和文化问题。
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已经内化到人的心灵深处，侵入人的心灵领域，使人在物化意识的掌控下自愿屈从于现存的社会现实，放弃了反思和超越的愿望与冲动。
因此，面对这样一种深刻的文化困境，单从经济和政治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
由此，卢卡奇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意识革命。
他强调，无产阶级不能忽视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必须以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作为总体性革命的导入点。
在卢卡奇看来，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意识革命的完成是无产阶级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途径。
对此，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脱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革命方法论起点的做法：“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功能，并且用目光短浅的‘现实政治’来代替归结为客观经济过程的决定性问题的重大的原则斗争。”
[5]卢卡奇认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是资产阶级“崩溃的确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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