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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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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的双重维度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
20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东欧各国的出版发行对于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倚重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取向，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向真正的马克思思想回归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基本诉求。
复杂的现实背景和东西方交汇的语境塑造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批判视角。
这种视角的独特之处可以概括为一种双向批判的维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坚决地抵制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不合理问题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延伸，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理性异化的文化危机展开批判。
从第一个批判维度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理论批判对象就是在东欧各国占据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思想版本，通过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展开反思，力求在现实中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各国普遍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
事实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权威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了一种从政治、经济深入到文化层面的统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欧社会主义的不合理现实可以理解为一种苏联模式的文化危机。
从“苏南冲突”
、苏共二十大、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等带有强烈的反斯大林主义色彩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凸显了明确的民主与人道主义的文化基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理论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与方向。
以这样的现实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不仅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批判，更是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视角，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深层的教条主义的文化症结展开的反思和批判。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从理论上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思想上回归真正的马克思思想，其理论最终的指向是要推进社会主义人道化的实现。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围绕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论述，因此其理论更加彰显了现实性和实践意义。
理论家们不仅要在理论中解除教条主义的钳制，更要在社会现实中推行一种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种根植于社会整体的批判理念就决定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强烈的社会指向性。
正如理论家们自己所言：“我们不再满足于指出社会体制‘理想的类型’与‘经验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要求的是实际结构上的改变，而这些是社会体制无法交付的。”
[26]然而，事实证明“非斯大林化”
的进程是缓慢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持续不懈地坚持着这种理论与社会双重维度的反僵化、反教条的斗争。
因此，虽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是对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的批判已经内化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根本立场，其社会主义人道化的主题也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化理论特色。
从另一个批判维度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这种理论主题和批判指向的相近除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处于东西交汇的地缘性原因之外，两种新马克思主义之间良性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和流派都保持着理论上的密切接触。
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术交流活动当属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学术论坛。
布洛赫、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和戈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由实践派和《实践》杂志发起组织的这一学术活动中，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推动了新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合作与思想激活，并促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上的相近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存在理论相关性，但是它们的理论出发点和批判视角还是存在差异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试图消除当代社会存在的异化现象，找到一条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出路。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接受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和极权，但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对立的。
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旨在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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