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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需要的专政》一书中，布达佩斯学派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具体的批判。
布达佩斯学派指出，整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受制于独立于经济体制的官僚机构。
东欧的社会现实并没有逐渐消除阶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没有挑战和改变社会统治的基础，也没有推进可能给东欧社会的解放带来希望的多元民主和基层自治。
因此，东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通过政治权力对包括人的需要在内的整个社会实行统一管制。
布达佩斯学派将这种消除人的自由和个体需要的体制称为“对需要的专政”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特征、功能及其对整体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对意识形态在苏维埃社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他们指出，应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苏维埃意识形态已经被元首的意愿所取代，对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理解被禁止，甚至不具有公开发表言论的合法性。
布达佩斯学派尖锐地指出，这种教条体系的功能就是要实行集权和控制整个社会。
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危害导致了对文化的专政：“文化政策的制定是把对教义的解释应用于整个文化领域中。
……它不仅仅是规定限制，例如，艺术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等等；要求往往更加具体。
在其他形式上，例如，小说必须是乐观主义的，必须关注所谓‘正面的英雄’（其中最正面的必须是党员）……”
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政治化是对文化的钳控，对思想的强行裁割，必然导致文化创造力的衰竭。
在他们看来，这种“对需要的专政”
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科拉科夫斯基立足于波兰社会现实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的不合理现实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
他将真正反对独断和教条、代表共产主义利益的力量称为“左”
派，而批判代表斯大林主义势力的右派，他指出，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在于“支持学术生活中教条主义模式的独裁，支持公共生活中警察的独裁，支持经济生活中军队的独裁。
它压制言论的自由和人民对政府这一用语的使用，通过无视公众意见和公众需要的政治工具将政府隐藏起来……”
[33]由此，科拉科夫斯基坚持认为，虽然“左”
派也存在自身的弱点，但是它是打破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冲破学术禁锢、摧毁政治独裁的重要力量，通过进步的“左”
派运动，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扬弃现存的异化现状，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道化。
最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文化诉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民主。
他们对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实现方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在《人的哲学》等著作中通过对人的生存、地位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具体构想。
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的问题，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就是对人的自由和困境问题的深刻研究。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人道主义问题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被忽略甚至被拒斥。
在现实中，由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和漫长，很多人产生了怀疑和退缩的情绪，对此沙夫高度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意识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论述之初，沙夫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给社会主义下定义，指出它的各个方面和它的各种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总是为了首要目的——人的全面发展——而讲内容、作用和方法的。
人是出发点、最终的目的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者。
这种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斗争有联系的立场，就叫做人道主义，这种立场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其他立场的人道主义，就其特殊目的的意义来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34]沙夫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进行了一系列阐释：首先，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确定为争取个人幸福和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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