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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理解都没有分析关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理解对于深刻而全面地把握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意义。
应当说，通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分析，以及关于三者的相互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关于这种划分之中所包含的关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内在关系的理解，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理论意义。
首先，关于文化表现形态的这种划分把文化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由外在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转变为内在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例如，物质文化所展示的从根本上说是物质生产和经济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而制度文化所展示的则是政治活动和制度安排的内在的文化机理。
这样的理解把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多维的和丰富的交互作用深刻展示出来，在这里，所谓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只是在归根结底的基础层面体现出来，而且是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而内在地生成的决定性制约作用，而不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决定作用。
因而，在这里不存在着“经济决定论”
和“文化决定论”
的纷争问题。
其次，文化从相对独立的、外在的观念形态和精神形态转变为经济运行、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内在的价值维度和文化机理，不仅赋予了经济社会运动的内在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动因，而且是依据内在的文化的进步而不是自然的进程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展示了历史进步的文化内涵。
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的这种理解，在社会历史运动之中确立了文化的地位，把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
在这种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理解中，人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本质和社会历史的合规律的发展过程也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内在地统一起来。
二、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文化进步机制
通过上述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的深入分析，我们在唯物史观的框架内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水乳交融的有机统一。
这一“内在性的文化范畴”
为我们深刻解读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和进步机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思维空间。
具体说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首先应该是文化的进步，而文化进步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即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真正把历史理解为人的实践的展开，把人的自由的实践创造置于历史运动的核心。
1.作为社会历史运行内在驱动力的文化
重视和深刻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机制，无论对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还是对于我们防止经济决定论的片面性，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历史的丰富内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解中，要特别防止那种忽视或者排除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内涵，按照自然科学的普遍化范式把历史简化为与自在的自然历史进程无异的“无主体”
过程的观点。
毫无疑问，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具有内在的规律性。
但是，这种规律性是不同于纯粹自然规律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性，文化创造的规律性。
但是，在唯物史观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理解是存在着一些混乱和问题的。
一方面，虽然唯物史观在它的创始人那里实际上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这一学说时，为了抵御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比较多地强调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和政治等宏观要素，而对文化等因素的探讨不是很多；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阐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越来越受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思想的影响，逐步把唯物史观变成一种关于经济因素的绝对优先性的线性的、绝对的历史决定论。
在这种历史理解中，我们很难看到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和文化的创造性。
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关于“自然历史进程”
的表述深受人们的关注，也引起了理解上的歧义和争论。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苏联哲学教科书和其他许多按照这一教科书基本精神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不加限定地把“人类社会运动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这一命题作为表述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并由此自觉不自觉地否定或抑制了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
实际上，马克思虽然强调经济活动和经济必然性的基础地位，但是，并没有否认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人的历史创造。
具体分析就会发现，无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还是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谈到社会发展呈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时，总是使用“经济的社会形态”
范畴，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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